东南亚劳工组织大串联集体要求涨工资
东南亚劳工组织之间的相互“串联”，正令该地区掀起要求进一步涨薪和改善工作条件的劳工运动新浪潮。“我看到了劳工组织领导人们通过不同的形式进行了更多和更强有力的合作。”雅加达国际劳工组织（ILO）负责人罗伊（Peter van Rooij）说，随着东盟十国经济的一体化，这种联系还可能进一步加强。联合邻国施压据路透社报道，去年策划柬埔寨制衣行业最大规模罢工的劳工领导人们知道，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涨工资，因为他们已经和邻近几个国家的劳工活动家们通过气，对比过各项劳动条件。最终，他们获得了近15年来最大幅度的薪酬上涨，约60万制衣工人的最低收入均上涨了25%，达到每月100美元（约合615元人民币）。现在，他们开始要求更多。以往薪酬和工作条件的谈判通常都是在一国之内，而现在劳工组织的新策略是联合邻国的劳工活动家们，在更大的范围内向企业和政府施压。对那些已经将生产转移到东南亚低成本制造中心的跨国公司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工资议价的空间更少，也意味着对利润的挤压，甚至可能是从鞋子、衣服到汽车和电器等产品的涨价。最近几个月来，耐克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供应工厂的数千名工人施压，要求更高的薪酬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去年5月，为耐克代工的柬埔寨萨布里娜制衣公司约4000名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薪酬，以跟上交通、房租以及医保费用上调的幅度。2013年4月，孟加拉国热那大厦制衣工厂倒塌，导致1000多人丧生。该事件发生后，劳动环境的安全问题越来越为亚洲劳工组织重视，特别是在制衣行业。工会利用技术工人短缺的现状，组织更多的罢工向企业施压。根据柬埔寨成衣制造协会（GMAC）的数据，去年制衣工人共发起了147次罢工，而2011年仅有30多次。去年，因当地制衣工人罢工遭遇冲击的国际品牌包括H&M、Gap、彪马（Puma），以及沃尔玛百货等。国际劳工组织IndustriALL东南亚办公室主管艾德万托（Annie Adviento）说，在孟加拉国制衣工厂灾难后，当地工会开始接触国际劳工代表，并在他们的帮助下令超过150个服装品牌签署《消防和建筑安全协议》，对当地服装工厂的安全漏洞负起责任。工会频繁交流代表了全球140个国家的5000万工人的IndustriALL表示，每月会安排2~3次会议，将亚洲的劳工活动家聚集起来，而在去年以前几乎不这么干。“工会分享信息的能力提升了。” 艾德万托说，“今年我们有了很多交流，并发现很有效，我们计划明年继续这么做。”她补充称，柬埔寨和孟加拉国已被全球工会瞩目。柬埔寨金边自由贸易联盟主席摩尼（Chea Mony）说：“我们相互交流，并赋予这个国际组织职责，进行涨薪游说。”印度尼西亚贸易工会联盟负责人伊克巴尔说，他已经被邀请前往了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和其他工会活动家分享经验。“我们的座右铭很明白——向低工资说‘不’。我们正在东南亚国家传播这个原则。”他说，IndustriALL安排的这些会议可能组成50人左右的研讨会，或者邀请几个国家的劳工活动家聚集在本地区某国首都的酒店里，一起比较最低薪酬、讨论社会安全以及其他劳工相关问题。工人运动共同联盟主席西纳说，去年在和GMAC以及柬埔寨政府谈判时，工会引用了亚洲其他国家的案例，比如泰国。去年泰国出台了每天300泰铢（约合57.98元人民币）的全国最低日薪。不过，当GMAC同意到2018年将最低月薪提高到160美元时，工会又希望提高到177美元，并威胁将举行更多罢工。在劳工活动家的密集游说下，过去两年内，东南亚最大经济体印尼首都雅加达的最低月薪大幅上涨了60%左右，达到240万印尼盾（约合1262.16元人民币）。尽管薪酬在不断上涨，劳工活动家们仍有信心，认为不会面临被市场所抛弃的风险。咨询公司印尼PT麦肯锡董事主席布迪曼（Arief Budiman）称，全球企业均认识到了亚洲的“市场机遇”，并正在扩大这里的消费群。“有公司威胁要迁出印尼，但我想那仅仅是空洞的威胁。”印尼穆斯林工人兄弟会（Indonesian Muslim Workers Brotherhood）官员瓦西丁（Wahidin）说，现实是几乎没有公司关门，反而更多的公司希望在这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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