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不待见中产阶层？

边城一刀

曾几何时，有那么一批学者在鼓吹说，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造就了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因为，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发展，中国社会中正在涌现出越来越多力量不可低估的一个“中产阶级”，他们在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希望政府能顾及他们的利益诉求。这一“中产阶级”以及从业人员人数已经超过1.5亿，占总人口大约11.5%。他们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人民币的资本，中国近三分之一的税收直接或间接的由他们交纳。

　　大陆官媒《了望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说，“中产阶级”主要包括民营科技企业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成功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和自由职业从业人员等。文章说，在中国经济改革首先兴起的浙江、江苏等地，民营企业上缴的税收已经超过或接近全省的一半;这个新的社会阶层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正在发挥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这个新兴社会阶层不仅是中国的税收大户，更通过广泛吸纳社会劳动力，拓宽就业渠道，大大地缓解了中国的就业市场的压力。

　　所谓“中产阶级”虽然对中国经济贡献良多，但他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地位却往往跟他们的经济地位不符，他们在财富积累过程中，越来越关心政治和经济上的诉求，其中包括更稳定的政策和法律环境、进入目前只对国企和外资开放的领域、在资源配置方面享受跟国企同等待遇、以及参政议政等。吴国光博士是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和亚太关系讲座教授，1990年代曾经是中国大陆政治改革智囊团成员之一，他断言，所谓“中产阶级”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一股生机勃勃的力量，他们对中国税收方面的贡献很大，但却没有相应的发言权。他说：“我想指出的一个问题是，在中国税收的贡献往往和他们在社会政治公共议题上的发言权，并没有一个正比的关系。当你税收增加的时候，要求在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增加对公共事务的发言权是合理的。这些纳税人能够有公共意识，如果公共意识能够觉醒的话，是个进步。但是在进步当中，要防止一些偏差。”

　　吴国光以为， “中产阶级”虽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力量不可忽视，但中国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对他们的态度却相当矛盾。 “一个方面就是，自从三个代表理论推出以来，特别是允许资本家入党以来，在政治上开始吸纳这些阶层，把他们纳入这个轨道里来，让他们的利益在党内，通过一定渠道来表达，使党的利益和新兴资本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另一方，从意识形态，从权利角度，从整个社会稳定和老百姓的反弹方面来看，党中央和政治领导人对新富阶层有一种怀疑、恐惧、担心、不放心的层面。至于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我认为他们在两个之间摇摆，不断地调整。” 但吴国光说，权贵阶级的合法性建立在发展经济上， “中产阶级”又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因此权贵阶级不会放弃和这一力量的结盟。吴国光还说，重视 “中产阶级”，发展在稳定社会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产阶级”，是正确的途径，但是如果中国政府不在此基础上采取其他配套措施，不仅是政治上的不成熟，更会因为权钱结合导致腐败的滋生，动摇和危及统治的根基。

　　有经济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的民营经济已经占中国全国经济总量的70%，聘用的职工超过全国职工总数的90%。既然“中产阶级”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如此巨大，那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应该对这一所谓新的阶层扶持， 在政策上有所倾斜才合乎情理。然而事实是，不要说政策上对民营企业倾斜，不歧视民营企业就已经谢天谢地。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国进民退”更是让人心冷。将近10万亿的扶持资金，几乎尽数落入央企、国企囊中，民营企业纷纷倒闭。

　　近日，日本媒体纷纷呼吁日本企业的销售人员不要对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寄予厚望，因为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只是中国权贵在政治上创造的一个幻影，而且在高房价高物价的打压下正濒临瓦解。日本《时报网》的文章指出，许多日本公司把日益壮大的中国“中产阶级”视为其产品的潜在消费市场，不过这是错误认识。2008年以来大陆房地产价格飙升，北京、上海和广州的一套公寓售价就是所谓“中产阶级”年收入的几十倍，“一套房子消灭一个所谓“中产阶级””，而股市暴跌令情况变得更糟。

　　中国社科院在一份报告中说，“中产阶级”在中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为23%，即13亿人口中大约有3亿人属于所谓“中产阶级”。可是营销专家指出，这一统计数据是在玩弄数字游戏，因为它所定义的所谓“中产阶级”是那些月收入超过6000元人民币的人，这样的月收入是根本无法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潇洒生活，不能称之为“中产阶级”。文章分析，中国政府故意夸大所谓“中产阶级”的规模有两个原因：一是让中国人觉得政府的经济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二是让外国公司对中国市场抱有很高的期望。观察人士指出，在过去10年里，拉动中国总体消费增长的是与中国权贵有关系的富豪，这些人越来越富，而所谓的所谓“中产阶级”却在不断高涨的房价与物价中拚命奋斗。

　　日本《选择》月刊也发表“中国诞生‘中产阶级’只是幻想”，文章称，随着中国国内消费能力不断减弱，中国所谓“中产阶级”是正在遭遇政策矛盾而趋于消亡的“幻想阶层”。文章指出，过去民营企业家大多是“中产阶级”，不过自2010年春天以来，中国各地陆续发生了要求涨薪的罢工事件，使原本只有2%-3%的中国企业利润率进一步下降，进一步加快了“中产阶级”的崩溃。另外，中国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益严重，人称“蚁族”的大学毕业生本应成为“中产阶级”预备军，如今却中途遇阻。照此下去，“中产阶级”人数恐将停止增长。

　　早在2010年3月，著名旅美经济学家、时政评论家何清涟，就为文指出，社科院有关23%的所谓“中产阶级”的说法，与近年来大陆就业、工资增长、社会分配及消费等各种情况相矛盾，与公众的实际感受更是相差很大。除了上面日本媒体提到的观点外，何清涟还提到，中国没有形成社会“向上流动”的合理机制，普通人很难通过自身努力进入中产阶层。以大学毕业分配为例，有调查显示，本世纪初以来，家庭背景决定了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农家子弟与城市贫民子弟大学或研究生毕业后，连基本就业都很困难，而各地却相继出现“官二代”现象。这种建立在血统原则上的不公现象，比财富分配的不公更为恶劣严重。

　　在日本，90%的人认同自己是中产;在印度，满大街的人都说自己是中产;在欧美，这个比重是70—80%……;但是在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收入和资产而言，应该够得上中产的，却都诚惶诚恐地强调自己“被中产”。

　　在中国，中产之不受待见，首先恐怕要归因于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当然，这个社会学概念现在已经在党报、党刊上露过脸。但正式的官方文件中却始终不见踪影，这里面也许有意识形态的原因。在早期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因为写作的时代背景仍然处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当时的资产阶级曾被称为 “中产阶级””。不过深究起来，原因可能要比以上所述复杂得多。世纪之交，还曾有中央党校的官员撰文强调：我党没有采用“中产阶级”的概念，他认为如采用就是上了西方那个“洋当”。

　　但现在人们所说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新中产阶层，或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新中产阶层。一般认为，这个概念始于1950年代初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的名著《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的问世。在这本书中，米尔斯说道：新式中产阶级多为管理者、工薪阶层、销售人员和办公室人员。“他们依附于庞大的工作机构，专事非直接生产性的行政管理工作与技术服务，靠知识与技术领取稳定且丰厚的薪水。”

　　按说“先使一部分人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初衷并非提倡“大富特富”(现在10%的中国富人却拥有社会财富的40%)，而是“小康”;并让先达到“小康”水平的人帮助没达到“小康”的人，然后大家共同“小康”，即“全面小康”。但是邓小平的说法后来被略加改编，成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中的奥秘在于这个“让”字。回顾一下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凡被批准享受“让”字特权的个人或阶层，都富起来了;凡没有被批准享受“让”字特权的个人或阶层，现在都仍然处于“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窘境。

　　于是便有了长达30多年“光强调做大蛋糕却吝啬分蛋糕”的“GDP挂帅”的历史，从而使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速度名列全球之首。

　　这种政策上的不公平、不公正造成了中国社会的社会心理的不平衡。20年前做过一个调查，问“能否接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大多数人回答“能”;接下去再问“能否接受你身边贫富差距拉开的现实”，大多数人的选项是“不能”。如今再问同样的问题，恐怕大多数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两个问题中的“不能”选项都打上勾。贫富差距越拉越大，逐渐使中国社会的心态极度扭曲。现在“仇富”心理可以说已经弥漫中国社会。有农民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仇贫，哪来的仇富?”!

　　看看一些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地方政府，如今正千方百计甚至挖空心思地排斥和驱赶“低素质人群”，就可以了解到“仇富”心理从何而来。虽然近年来总是在说要调整收入分配，但分配不公却依然我行我素。因此，一种更为可怕的社会情绪在生长，这就是：“被仇”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富人”，而成了凡比我挣得多的都得“被仇”。

　　实际上，所谓“中产阶级”的日子并不好过，不知不觉之中，他们已经成为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主力军。当然，低收入阶层不交个税，这是天经地义、合理合法。可他们差不多要占劳动年龄人口的七成以上。而占劳动年龄人口半成的公司“×董”、“×总”也是不交个税的，所有开销都在公司里报销，还可以计入经营成本，“个人”却没有一分一厘的收入。没有“所得”，自然也就不用交个人所得税了。只有白领，抑或中产，工资奖金福利，统统记录在案，本事再大，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再者，中产又大多是“吃技术饭”的，即所谓专业技术人员。如今是“知识爆炸”的年代，不学习明显就会落伍。可是，学习上的投资，大多数人只能自己掏腰包。这年头，当医生的，最好没日没夜地坐诊;当教师的，最好一天到晚地上课。更冤枉的是，明明政策不对路，医疗、教育出了岔子，所谓医疗腐败、教育腐败，当医生、教师的还得兜着——穿白大褂的成了“白眼狼”，站讲台的成了“叫兽”，天下斯文丧失殆尽。

　　如今，让中产最头疼的事就是住房。60后、70后中“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本世纪初就买了房子。现在房价一窜高，世人都说赚了。60万买的，现在值200万、300万。老实说，自己住着，“门啊还是那扇门，墙也还是那堵墙”，哪儿去找到“富”的感觉——能把房子卖了，揣着200万、300万，住立交桥下去?可想再改善一下，就没指望了，所以说是“被中产”，千真万确——可还有官员说这是天大的政绩。

　　所以，在世界上多数排得上号的国家中被认为值得自豪的中产的名头，在中国却没人敢出面认领。就个人而言，在中国当中产很累，何况整个社会还给他们施加了这样那样诸多的压力。台湾歌星郑智化有一首歌，歌名就叫《所谓“中产阶级”》，他用自嘲的口吻唱出了台湾“中产阶级”的心态，其实也是大陆所谓“中产阶级”的写照：

　　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扛着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

　　我的眼光很高，我的力量很小，我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偷偷跌倒。

　　我的床铺很大，我却从没睡好，我害怕过了一夜就被世界遗忘。

　　我的欲望很多，我的薪水很少，我在台北的马路上迷失了我的脚。……

作者：颜昌海

来源：作者博客

谭顺元

尽管工资标准年年涨，但普通农民工节衣缩食务工一辈子，也难以赚下一套房，你说凄凉不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