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广东省政府曾参事谈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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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13日举行的广东省政府参事决策咨询会上，省政府参事曾添贵建议，提高珠三角外来农民工的准入门槛，凡进入珠三角就业的外省农民工必须具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逐步把低素质劳动力边缘化。（7月15日《南方都市报》）
　　
　　在曾参事看来，所谓的低素质就是没有高中或中专以上的学历，没有学历就不能进入珠三角，“低素质”的人就应该被边缘化。学历低就应该被边缘化、被排挤，这本身就是对低文凭和农民工赤裸裸的歧视，从曾先生在建议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对本单位职工子女中的大专毕业生，优先作临时合同工安置所暴露出的“出身论”意识，可以想见这种歧视是必然，在此也不想赘言，我只是不明白曾先生何以得出没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的就是低素质的呢？在此有这么几个疑问期待能得到曾先生的解惑！
　　
　　根据对“素质”的解释，大概有这么几种定义，一是指完成某种活动所必需的基本条件；二是指有机体与生俱来的生理解剖特点，即一个人忘掉书本所学知识所存留的东西；三是指个人的才智、能力和内在涵养,即才干和道德力量；四是指人的体质、品质和素养。对素质的解释不同，但都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素质是以人的生理和心理实际作基础，以其自然属性为基本前提的。也就是说，个体生理的、心理的成熟水平的不同决定着个体素质的差异，因此，对人的素质的理解要以人的身心组织结构及其质量水平为前提。人的素质是以人的先天禀赋为基质，在后天环境和教育影响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身心组织结构及其质量水平。
　　
　　曾先生似乎认为学历教育是影响素质的唯一因素了，如果说有学历就代表有高素质，那么请问那些前赴后继的动辄贪污上千万的“硕鼠”贪官们哪一个不是手持某某大学的学历本本呢？请问那些昧着良心，利欲熏心，为私利而在产品质量上大打折扣的不良企业家，又有几个没有高学历呢？出身农家，但却人穷志不短，通过自学成才，学有一技之长，即使没有所谓的学历，难道就不是有素质的人才吗？所谓的学历教育沦落到学生、教师甚至连学校领导都要通过你抄我、我抄你来完成，这样的素质教育还能培养出多少高素质的人才呢？
　　
　　同那些言出“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的混账逻辑官员相比，用血汗赢得尊重和生存的农民工更有素质；同那些对民众生命安全于不顾的不良企业相比，用诚信和勤奋赢得认可的农民工更有素质；同那些昧着良心、藐视法律，滥用权力贪赃枉法的贪官相比，踏踏实实做事的农民工更有素质；同那些为谋私利，欺行霸市、缺斤少两的不良商贩相比，老老实实做人的农民工更有素质。
　　
　　素质的提高，除了天生的禀赋之外，还有赖于环境的改良和后天的教育，改良环境则得益于法治和诚信社会的构建，后天的教育则更应该呈现出多元化，除了改善学历教育的环境外，承认和鼓励自学成才也是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重要法门，如果仅仅是偏倚于所谓的学历教育来提高素质，而其他的环节不能顺势而上，一切都还是徒劳无功。<!--PIPAD BEGIN--> <!--PIPAD END-->
[稿源：红网]
[作者：高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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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政府参事决策咨询会上，曾任省司法厅副厅长、巡视员的省政府参事曾添贵建议，提高珠三角外来农民工的准入门槛，凡进入珠三角就业的外省农民工必须具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逐步把低素质劳动力边缘化。（7月15日《南方都市报》）
　　
　　看到这样的新闻，马上就能想到另一个更有名气的“人口准入制度”，提出者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惟英。人口准入制，是要抬高外地人进京的门槛，先分开“准许哪些人进来，不允许哪些人进来或者说限制哪些人进来”，然后再在政策法规上区别对待。广东省政府参事曾添贵的建议，应该算是对人口准入制度的具体贯彻落实，准入的标准已经规定得很清楚：高中学历以上。
　　
　　迁徙自由，就业自由，人人平等——关于人口准入制的批判和讨论，已经有过很多了，我无意在此再次重复。值得玩味的是，人口准入制的始作俑者张惟英是法学硕士，发扬光大者曾添贵更是曾任省司法厅副厅长，平等、自由、人权这些基本的法治概念，想必两位应该是成天挂在嘴上的，为何在应对实际问题的时候，马上就是满脑子的专制精神和权力主义？
　　
　　当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作为个人，任何人都拥有自由发表观点的权利，正如任何人都拥有自由迁徙于国内的权利一样。我们不能在主张一种平等和自由的同时，却又侵犯另一种平等与自由。为此，我从不怀疑这种引发公愤的观点，在提出者本人可能恰恰是基于某种理性的思考，对于康德所谓“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之自由，我是完全赞同的。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作为委员提案或参事建议的观点本身有多么骇人，而在于这种观点背后可能迎合的某种政府思维，尤其是政府部门回应该骇人观点的态度。比如人口准入制度，北京有关部门曾给张委员答复，同意张委员的建议，并且说外来人口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北京城市发展的一个问题。这充分说明张惟英的建议并非空穴来风，而恰恰是“聪明”地迎合了某种官方思维。同样，广东正在强调搞产业转型升级，要大力减少外来工，要提高劳动力素质，曾添贵参事的这个建议，显然正是为此而提。
　　
　　作为个人的政府参事提出什么骇人建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府部门会不会吸收采纳；公众大分贝地表达出愤怒与不满，想必也主要是说给有关政府部门听的。我们知道，政府部门总有超脱于市场之外规划城市的冲动，好像只要规划出一个高素质的外来劳动力群体，然后通过诸如禁止高中学历以下人口进入之类强制举措，就能够达成所愿。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市场才是真正的用工主体，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企业主显然要比政府官员更清楚。一定是先有什么样的企业后就有什么样的劳务市场，而不是规划出一个什么样的劳务市场就会出现什么样的企业。
　　
　　市场自会有自己的用工选择机制和淘汰机制，政府部门假如要通过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方式“把低素质劳动力边缘化”，不仅在价值判断上有违法治精神，在事实判断上也绝对是荒诞的越俎代庖。<!--PIPAD BEGIN--> <!--PIPAD END-->
[稿源：红网]
[作者：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