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你我之间总有一堵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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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走进城市，看到的是一堵堵高墙，楼愈高墙逾高，对于城市的高墙，或许农民工一辈子也无法逾越。这只是看得见摸着的墙。还有一种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之墙，比如精神之墙、体制之墙。
　　
　　城市里的墙大多是农民工一砖一砖砌起来的，墙立起来后，他们就会被挡在墙外，而墙里的人虽然也是人，但他们的身份不叫农民，叫城里人。城里人下岗有生活补贴、退休有养老金、生病有医疗保险，农民就不能享受这些，因为体制的高墙把他们挡在墙外。
　　
　　高墙的体制将中国传统社会一劈两半：一半光鲜夺目，另一半是黯然无光；一半日新月异，另一半停滞徘徊。如果你不幸生在另一半，你付出再多也难以过上体面生活。《我奋斗了十八年就是为了和你喝一杯咖啡》就是最真实的写照。同工不同酬，农民工走向城里人同等优厚薪水的道路是漫长的。新华网曾公布了一个青岛农民工进城17年的工资“路线图”，17年他完成了“农民变市民”的转身。能转身的毕竟是幸运者，大多农民工是一辈子也不能成功转身的。
　　
　　高墙内的城里人总认为高墙外的农民幸福。这几年，无论是“社会蓝皮书”，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报告，抑或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课题报告，其结论都是农民和他们的孩子幸福感强，但就是这些幸福感强的人不能作为结婚对象。“嫁给农民，就等于嫁给他全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新结婚时代》里的经典之语。有人说，王海鸽的《新结婚时代》写的就是“城乡结合”的婚姻如何破产崩盘的，那还不如说是物欲城市里的爱情是如何破产崩盘的。一方面是城里人认为乡下人幸福，另一方面为父母的城里人却总在阻止自己的儿女与乡下人谈恋爱，不让他们嫁给“幸福的人”。《小芳》中的她，美丽善良、辫子粗又长，结婚不可以，做情人，做“二奶”、“三奶”没问题。
　　
　　没有那个农民不渴望城里人的生活，要不然农民也不会砸锅卖铁让孩子上大学，这是进入城市高墙内的独木桥。
　　
　　尤其是第三代农民工(我在《农民工的来来和梦想》中把80代出生的划分第三代农民工)都希望自己能走进城市高墙内，可他们不是无坚不摧的终结者战士，更不是能够穿墙而过的崂山道士，他们如果迎着这堵墙一直走下去，只能被碰得头破血流。《新周刊》曾列举“城市对农民工的10大误读”，在这些“误读”中，“他们不该拿高薪”和“他们不能作为结婚对象”的两个“误读”是最令农民工伤心的。误读是因为城里人有了“二元化近视”，根源却是“高墙的体制”。
　　
　　世界上有一堵最著名的墙叫柏林墙，这堵墙让德国东西两分离，墙两边是两种社会制度，两个世界。墙东边的渴望墙西边的自由生活，于是有人挖地道、游泳、坐气球等方式要越柏林墙，数百人为此丧生。1961年，一位东德青年在翻越柏林墙时，被东德军队残忍打死，年仅十七岁。1989年11月9日，将东西柏林分隔28年的高墙被推倒了，要走进墙西边的人不再付出生命的代价。
　　
　　李国文先生在《关于墙的思索》说，逶迤起伏的万里长城，曾经是华夏和夷狄的分界线。英文叫做“GreatWall”，直译过来，就是“大墙”。这一个“墙”字，倒是把握中国人特别爱筑墙的要义。历朝历代，从帝王到老百姓，在这墙上没少下工夫。中国人对筑墙一事，特别来劲，其目的就是设限，你是你，我是我，泾渭分明，不可越雷池一步。
　　
　　你就是你，我就是我，这个不可越雷池一步，就是你我之间的一堵墙。其实不只是城市与乡村有一堵高墙，事实上这个城市与那个城市也有墙，同一个城市的单位与单位、人与人也有墙。广州市的人去了北京工作，没有北京户籍，孩子难就学。同在一个城市，你在企业单位，他在事业单位、我在行政单位，你无法进他的单位工作，他无法进我的单位工作，同在一个城市生活，但生活补贴和工资待遇就不一样。他们同一年，在同一所师范大学毕业，分在同一个城市教书，你是市属学校的教师，工资每月3000多元，而他是区属学校的教师，工资才1000多元。这就高墙的体制产生的不同命运。李国文先生说：为政者自己不筑墙，也不让别人给自己筑墙，这才是正道。
　　
　　在中西方之间一直有一堵厚厚的墙，本来网络是无国界的，可以超越这堵墙，但人为地设置了一堵堵墙。这些人为设置的高墙往住就是阻碍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桎梏壁垒。<!--PIPAD BEGIN--> <!--PIPAD END-->
[稿源：红网]
[作者：洪巧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