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令农民工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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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程华个人观点）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广东东莞展明五金制品公司员工刘汉黄因工伤断掌，向厂方索讨赔偿金不成，6月15日中午持弹簧刀刺杀台商老板,造成台商邵正吉和林裕腾丧生。

　　据凶嫌的一个同事说，25岁的刘汉黄来自贵州乡下，进厂不到十天，右手就被机器碾断，从右手掌到手腕处，都被医院截掉。在附近开餐馆的张姓男子说，刘汉黄之前常去他的餐馆吃饭，不少人都知道他的情况，人很忠厚老实。“右手没了，厂方的工伤补偿却迟迟不肯给”，是他愤而行凶的主因。

　　这样的事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但正因为农民工一再遭遇不公平的对待，所以更值得我们深思。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无疑是令人瞩目的，但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数亿农民工为这个国家的繁荣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他们自己所得到的待遇却少得可怜。

　　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Coase）提出交易费用理论，旨在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但他的本意是指保证各方讨价还价权利前提下，以整合契约的方式减少交易费用，而不是用剥夺一些人讨价还价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降低“费用”。但在中国，这一理论往往变形，甚至成为剥夺农民工权利和福利的依据。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不无感慨地提到这种“低人权优势”：中国所有的要素似乎都极有“竞争力”：比如劳动力，印度等国在劳动力充裕而廉价方面不亚于我们，但我们的劳工之逆来顺受全无集体谈判权却是他们不可企及的“优势”。中国的土地本来非常稀缺，但却拥有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圈地机制，圈占广州附近的大片膏腴比人家圈内华达沙漠还容易。我们环境和资源禀赋不佳，但没有讨厌的公民社会捣乱，要占用它们就免了许多“麻烦”。我们的公共财政在公众福利方面捉襟见肘，而使用“公共财政配套”来“招商引资”却非常慷慨。

　　的确，这种“优势”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但也造成了严重问题：巨额的贸易顺差引发了欧美的强烈抱怨；西方国家制造企业和工人抱怨中国的廉价产品砸了他们的饭碗。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农民工从中得到了多少利益，是个令人忧心的问题。一个北大教授就说过，为了GDP多增长1个百分点，让1亿农民工少活10年，这是不值得更是不人道的。

　　中国的贫富差距也正成为社会的一大隐患。让某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其实算不上什么“伟大的功绩”，一位山西老农就讲过这样一句话：“俺们村原来就有一个地主，两个富农，那时候少数人已经先富起来了，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NHK拍的记录片《激流中国：富人与农民工》里，富人拥有价值5000万的豪华别墅，相当于一个农民工七百年的收入。富人在北京车展上看中一辆中国仅有3辆的跑车，不吝重金毫不犹豫买下来。56岁的生日宴会，社会工商各界名流、政治高层人物悉数出席。与此同时，农民工为了维持生计，远离家乡的亲人跑到城里来打工，拿着微薄的收入，还常常找不到活干。在富人炫耀自己刚买的法拉利只是“玩玩”的时候，农民工在春节前为了给孩子买礼物在“太贵”的玩具车橱窗前踌躇。

　　李约瑟这样的西方左派之所以同情共产主义，就是认为它可以避免现代化过程中一部分人被历史车轮彻底碾碎的命运。但是要李约瑟面对当前的中国，恐怕跟亚当·斯密面对索罗斯、弗洛伊德面对红灯区、马克思面对古拉格一样，无话可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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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50669      来源日期：2009-6-22       本站发布时间：2009-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