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司令”张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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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企业像个“屯兵场”，而他则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农民工“司令”

　　特约记者 一飞 发自深圳

　　11月11日早晨7点，深圳平湖，太阳刚刚升起，400多名穿着蓝色厂服的河南农民工在一片空地上整齐站立，张全收拿着小喇叭开始用河南话讲话：

　　“立正……稍息……蹲下。”

　　“同志们！今天我给大家讲件事……今后有谁敲诈我们的人，马上汇报……妈了个×，这里是我打的天下。只要有我在，由我来顶住，我们的队伍这么大，我们还怕什么？！”

　　……张全收夹杂着粗言粗语的讲话引起员工们阵阵笑声。

　　讲话结束，张全收问记者：老弟，我这队伍大不大？我这司令当得怎么样？

　　“司令”是他自封的，只在私下说。他真正的身份是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老板。

　　一名全顺公司合作厂的保安说：全顺公司是“人力厂”，“你要问他生产什么，他说不出来。”

　　深圳的企业多是从事外贸加工，订单来了找工人干活，没订单的时候又赶工人走。这潮涨潮落的规律谁也掌握不准。

　　张全收的企业则像个“囤兵场”，他调兵遣将，哪个厂要人，他就调人过去，这个厂干完了，就调到另外一个厂。要是碰到没活干，工人就免费吃住在他租的两个大的培训基地。

　　厂方需要张全收的人，则须为此支付比正常工资更多的费用。张全收赚的就是厂方除工人工资外多支付的费用。

　　今天，他手下有1.3万多员工，公司资产过千万。

　　偶然的发现

　　发现这个模式，张全收却是偶然。

　　2002年，张全收来深圳有点积蓄后，跟人一起办了个加工厂。

　　加工厂要招人，他就在平湖汽车站门口挂了一个大牌子：“河南人找工作，张全收与你搞合作。张全收的公司，将一流的服务为你承诺：内厂外厂任你挑，不欺不诈信誉高。若是骗了家乡妹，怎对家乡众父老。”

　　这时，他一边为自己招人，一边也把多余的人“送”到缺工人的厂里。

　　然而有的时候，他的加工厂没活干，有的厂却等着要人，“他们有场地，又有工作台，什么都有，吃饭吃他们的，借我的人，跟他们干，我说这样行。”

　　后来，张全收的加工厂倒闭了，他就专职招人，“借人给别人使”。

　　开始，情况并不乐观。2004年，珠三角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劳动力供需市场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出现逆转迹象。从此之后，张全收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他手下的工人数量由几百人、几千人到上万人，一年上一个台阶。

　　张全收慢慢出名了，现在去找合作企业，他一般说：“叫你们董事长跟我谈话，厂长、经理我不会跟他说的，因为跟你们说，越说越糊涂。我们的公司是一个很正规的公司……”张全收解释说，“你到哪都是‘低低’的，人家会把你看成什么？”

　　而且，现在他不再是免费推销工人。首先要问厂里的工资有多高。“你们给你们自己招的工人发到一千，我们的人也要发到一千，另外，我们还要收管理费。”

　　张全收的工人好用，“他们听话、勤奋，比较少与其他人发生冲突。”

　　这与张全收善于“带兵”分不开。张全收对工人好，工人也对张全收好。

　　一个工人胃穿孔，副总给张全收打电话问：怎么办？张全收就急：什么怎么办？赶紧送医院，拿钱交押金，赶快进行手术。

　　副总告诉他，小孩他爹说还在公司办公室，要把人拉走。张全收电话中就骂：他爹是神经病啊？！让他在那，我去跟他说。

　　张全收问他爹：哪儿来的？孩子在这干了多长时间？这里包年薪包月薪知道吧？小病公司看、大病送医院的制度知道吧？小孩爹说：他都知道，就怕这边医院看不好，想让老婆打钱过来，把人拉到有一个亲戚在的深圳市区一个医院。

　　张问他：你们家的钱是不是用不完？你怎么知道这里治不好，送的是这里最好的医院。

　　小孩他爹知道公司会出所有治疗费，他不敢相信真有这样好的老板。

　　类似的故事有很多：床上掉下来的、溜冰折断腿的、河里淹死的……各种各样的事故，张全收的公司对工人的治病求助从不含糊。

　　一家玩具厂的行政总监于枫则讲了一个更有意思的故事。有一次，一个工人肚子疼，张听说后马上开车赶到，二话不说，一个箭步把工人抱上车，送医院。于枫当时想：这个老板是不是想把工人拉走丢到野外的路边去？

　　当然，这些保护不仅仅依靠张个人的感情，而靠一套制度。

　　张全收公司分四级；张全收、副总、各厂主管和小组长。工人有问题报告给主管，主管解决不了汇报给副总，再解决不了，就找张全收。而主管的产生则有一套民主制度。

　　11日早晨，一个厂训话结束，他又到另一个厂。这个厂要进行民主表决，小组长站成一排背对着员工，张全收拿着扩音器站在凳上喊：

　　“跟王继红的兵站起来！”

　　……

　　“赞成王继红的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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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坐下…坐下，还没李亚伟的多呢。看样子这个月工资涨不了了。”

　　这次表决将决定这些组长和主管们的命运：停职检查、涨工资或维持不变。

　　这些主管和部分组长不用从事生产，专门负责工人的生活：谁生病了？谁情绪不对了？等等。

　　全顺公司有铁的纪律：组长(主管)不能向工人借钱，不允许让工人买水买烟，工人随时可以投诉。张全收在对员工讲话时说：“要工人买一根烟我都‘枪毙’你，有问题反映到我这里来，我就是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

　　如果是工厂的老总对工人不好，“我们工人全部走人，我们老板(即张全收)不再与这个厂往来。”一位主管说。

　　一个与张全收合作过的老板把张的“队伍”比作当年的红军，“每个人都自觉维护集体的荣誉，都觉得自己的奋斗给集体争光。”著名三农学者于建嵘在对张全收的工人多次调研后说，张全收的公司好比是一艘船，他保护了船上千万个农民工。

　　流浪少年

　　张全收出生于“文革”开始那年，老家是现在以艾滋病而闻名的上蔡县。

　　张全收小时候，患了脑膜炎，到7岁的时候，还经常一走路就摔倒，后来慢慢好了。他小学毕业，碰上村里的初中停办，他家庭经济条件不好，身体又差，又要去邻村上学，张全收干脆就不读了。

　　从此，他再也没有跨进过学校门，开始了闯荡生涯。

　　我小学毕业后，卖过冰棍，去山西搞过建筑，还跟一个师傅当学徒，搞油漆。

　　但让我永生难忘的是河南义马市渑池县的一个砖瓦厂，那年我十四五岁，跟同村人去做工，坐火车去，到郑州转车，晚上就在火车站睡。那天晚上，小偷把我身上仅有的15块钱偷走了，把我衣服上的口袋都割了一个洞。

　　我们白天出去干活，晚上就睡在砖头盖的那个房子里面，下面铺稻草，也没有凉席，大被子一裹就睡。有的时候，晚上蹬被子了，冻坏了。后来，我就患了类风湿性关节炎，走路的时候脖子都歪着，胳膊也抬不起来。

　　只有去看病，当地人告诉我，只能吃中药。我没地方熬药，但我认识一个老妈妈。当时45岁，没事的时候，我就跟她聊聊天。她就用她家吃饭的锅帮我熬药，熬了几次，但我却不辞而别了。

　　一天半夜，我正在睡觉，有人说：“快、快、快，跑！”我说：“怎么了？”他说：“赶紧走，你要不走，人家就把你扣了。”我说，我去跟那个老妈妈打个招呼。他说：“不行，得快走。”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我们砖窑的人都跑了。我走的时候，腿还一拐一拐的，扛着被子跑，跑着、跑着，我“扑通” 一下就掉到坑里去了，被子全湿了。掉到水里，捡起来还要跑，跑得可费劲了。要搁到现在，那被子不要，我什么都不要了。

　　后来知道，原来是窑主借了人家的煤，却没给人家钱，人家把路给断了，那天不走就走不了。

　　跑到县城后，我们就坐车离开了那里，但我一直惦记着那位老妈妈，记了25年。

　　去年，我也找到了那个老妈妈。前几天，我去她家了，终于圆了我的梦，我还是见到那个老妈妈了。……

　　卖冰棍，做学徒、搞建筑、打砖、修铁路、卖馒头、开饭店，跑客运……这些年轻时的事，说几天几夜也说不完。我走的路坎坎坷坷，几起几落，村里人都说我是学习邓小平。

　　烦恼

　　他讲起往事，绘声绘色。讲到在砖厂干活累的时候，他在椅子上作倒下呼呼大睡的样子，讲到趟水的故事，他站起来把双脚裤管往上托；讲到悄悄话，他贴近记者的耳朵说。

　　现在，他的事业越做越大，不过烦恼也越来越多了。

　　张全收父亲患脑溢血，母亲时而精神失常，老婆也患脑溢血后遗症，家庭压力不小。他买了栋别墅，但却住不习惯，仍经常独自去那300元月租金的旧房里住。

　　他说，他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做一个祈祷：让老天爷保佑家人及全公司员工平平安安，都能顺利地挣钱，让千家万户的孩子有活干、工资能拿到手。

　　1.3万多人，每进一批新人，张全收都要发表讲话，必须亲自去，一次起码一个小时，顶不住也得顶，像打仗一样往前冲。前几年，他每天5点准时起来，6点准时到厂里发表讲话。现在，则改为6点或6点半起来，但每天坐下来，就会不停地打哈欠，“现在就想多休息一会，睡个三天三夜。”

　　他不抽烟，基本不喝酒，最喜欢的饮食是“早晨一碗小米粥，中午一碗刀削面，两个馒头” 。

　　他不打麻将，也很少看书，也不知道有“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词。

　　他也不会用电脑，办公桌上有一台，都是人家打开给他看。

　　当然，他也很少在办公室，一个月也不到三五回，没事就往企业跑，到车间里去问工人的情况，到企业老板的办公室问他们的人力资源计划。

　　现在，他的公司在平湖已经很有名，“假如他把人撤了，很多厂都会受影响”。

　　树大招风。他的“全顺”公司名在另外的城市被抢注，有人打着他的牌子在坑蒙拐骗。

　　还有人说他制造了“不稳定因素”，原因是他的公司有那么多工人，而且是这么忠诚于他。但他辩解说，他是在建设 和谐社会，因为与他合作的厂，员工都很听话，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工伤或劳资纠纷。

　　家乡的父老乡亲还源源不断地把孩子交给他，他也在河南获得了巨大的荣誉：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十大杰出务工有为青年等等。有时出席正式会议，他会带上各级政府颁发的奖章，像一个立了赫赫战功的老战士一样，挂满上衣。

　　然而，在深圳他几乎没有获得荣誉，他只不过是千百万农民工中的一员。

　　他说他有一个愿望，就是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去见温总理。

　　“我给千家万户的孩子，带来了一个温暖的家，挣到了钱，给企业带来了方便，社会也更和谐了，但一些人却天天来查我，查得我没法开门。我没有营业执照，他说我无证经营；我办了营业执照，他说我超范围经营、说我不合法经营；我让他给我批证，他不给我批。我找谁？我只有找温总理，我不找温总理解决不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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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派谴其实是一举多得的事。

只要外来工的利益有保障就好。

但是，这司令承担着很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