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收藏本站

企业社会责任论坛

 找回密码
 注册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扫一扫,访问微社区

楼主: 天方夜谈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经济学原理

[复制链接]
81#
 楼主| 发表于 2009-12-17 16:24:26 | 只看该作者

经济学原理--第十一章 分配总论

第十一章 分配总论

  第一节 前八章摘要,其中寻求一条连续线横于第五篇第十四章中的那条连续线,并在决定各种不同生产要素和生

  产工具(物质的和人的)的正常价值的原因上达到统一。

  前十章的论点,现在可加以总结。它远不能完全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因为其中涉及对外贸易、信用与就业的变动、及其多种多样的

集体作用和共同行动的影响。但是,以上所论,确实接触到支配分配和交换的那些最根本而经常存在的因素的广泛作用。在第五篇末尾的结论

中,我们曾发现了一条连续不断的线,它使供求均衡的一般理论连续适用于各种不同时期,从这样短的时期,以致生产成本对价值没有直接影

响,到那样长的时期,以致各种生产工具的供给可以和它们的间接需求(亦即从对它们所生产的商品的直接需求所派生的需求)相适应。在本

篇中,我们曾涉及另一条连续不断的线,它横交于连接各个不同时期的那条线。它把各种不同的生产工具(物质的和人的)都连接起来;虽然

它们在外表上有重要的差别,而它却使它们在根本上统一起来。

  首先,工资及其他的劳动报酬,和资本的利息有许多共同之点。因为决定物质资本和人身资本的供给价格的因素具有一致性。使人投资于

他的儿子的教育上的动机,和使他为他的儿子积累物质资本的动机相同。其中有一种相续不绝的过渡,即由父亲的工作和等待,而遗留给他的

儿子一个极富的工业企业或商业企业,过渡到一个人的工作和等待,以维持他儿子的生活,使他逐步受到完全的医学教育,最后,为他获得一

种有利的职业。此外,还有同样的相续过渡,即由他过渡到一个人的工作和等待,以能使他的儿子可以受到长期教育;在习艺时,工作可以不

取报酬,而不是像杂勤童工早期被迫参加工作自食其力那样,这种童工的工资比较高,因为这种工作对他的未来发展没有什么帮助。

  的确,在现存社会制度下,只有父母在发展青年能力的人身资本上愿付出很大的代价。而许多头等才能之所以未加培植,湮没无闻,是由

于能发展这种才能的人对此事没有任何特殊兴趣。这种事实实际上至关重要,因为它的影响是积累性的。但这并不能使物质生产要素和人力生

产要素发生根本的区别,因为它和这一事实相似,即许多良田耕作得很差,实因善耕者未曾耕之。

  其次,因为人的成长很慢,消磨也很慢,父母为子女选择职业时,通常必须远鉴一百年,所以需求的变动要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在人力

要素比在其他物质生产设备方面所需要的时间较长;而在劳动的场合,如使供求趋于协调的那些经济力量充分发挥作用,则非需要特别长的时

间不可。因此,总的说来,任何一种劳动对于雇主的货币成本,在长期内和生产该劳动的实际成本大体一致。

  第二节 续前。

  一端是人力生产要素的效率,另一端是物质生产要素的效率,二者相权之后再与它们的货币成本相比较。一种要素,如它的效率相对于它

的货币成本而大于另一种要素时,则有被使用的趋势。企业的主要职能,在于使伟大的代用原则自由发生作用获得便利。一般地与公共利益相

合,有时也与它相反,企业家不断地比较着机器和劳工,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以及额外监工和经理所提供的服务;他们对于各种不同生产

要素的使用经常筹谋划策,重新组合,而选择对他们最有利的那些组合。

  从而在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生产部门中,几乎每一类劳动的效率(相对于它的成本)和其他几类的劳动是不断地加以比较的,其中每类劳动

又和他类劳动相比较。这种竞争本质上是“纵的”竞争;因为它是属于不同级的,从事于同一生产部门而又为它所限制的工群为获得雇用场所

而进行的斗争。但是,同时“横的”竞争也在时时进行,而所用的方法却比较简单;首先由于成年人在本业中可以从一业自由地转向他业;其

次由于父母一般都能使子女参加同他们那一级相近的任何其他行业。由于纵的和横的竞争相并而行,虽然事实上不论哪一级的劳动大部分都可

以从本级的子女得到补充,但各级劳动所得的报酬是按他们所提供的服务得到有效而合理的调整的。

  可见,代用原则的作用主要是间接的。如有两桶,其中满盛液体,并有管相接,则在较高水平的桶内靠近该管的液体,虽有粘性,也将流

入另一桶内。这样,即使没有液体从此桶的一端流向彼桶的另一端,而两桶的一般水平也可以趋于一致。设有数桶,以管相接,则各桶中的液

体必将趋于同一水平,虽然其中有几个桶和别的桶并不直接相连。同样,代用原则不断通过间接的途径,有使所得的分配和各业甚或各工种的

效率相准的趋势,而所谓各业和各工种彼此并没有直接的接触,乍看起来似乎无法彼此竞争。

  第三节 续前。

  自非熟练工人进而至熟练工人,再进而至监工,再进而至主任,再进而至大企业的总经理(部分酬以红利),再进而至股东,再进而至大

私营企业的财东,其中都是相连不断的。

  而在股份公司中,由董事而至承担企业的最后主要风险的普通股东,我们看到他们层层下退,如一梯形。不过,企业家在某种程度上另成

一类。

  因为代用原则在比较这一生产要素和那一生产要素时主要是通过他们的自觉作用的;就他们来说,除了他们相互竞争的间接影响外,代用

原则就没有别的媒介。所以,它盲目地发生作用,且造成品大的浪费。它强使那些许多如有良好的开端就能作出极大贡献的人遭到失败,兼以

与报酬递加趋势相结合,它使强者更强,并使弱者的企业落入已拥有部分垄断的那些人之手。

  但是,另一方面,能打破旧有垄断,并给自身有极少资本的人提供创办新企业和升任各种大公司的经理的机会的那些力量也有不断的增加

;而这种力量能使运用资本所需要的经营能力发挥出来。

  总的说来,企业管理工作的代价是低廉的,的确也许不如将来的低廉,在将来,人们的集体智慧,责任感和公益精神更加发展,社会更努

力使出身卑贱的人的才能有所发展,使企业的秘密减少;使各种投机和竞争的浪费方式都得到制止。

  但是,甚至现在管理工作也是低廉的,它对生产的增益大于它的报酬。因为企业家,像熟练的工匠一样,所提供的服务是社会所需要的,

如没有他来提供这种服务,则取得这种服务所用的成本也许更大。

  决定一方面是普通能力与另方面是运用资本的经营能力的正常报酬的因素,其间的相同之点并不适用于它们的当前报酬的变动。因为雇主

居于缓冲地位,在商品的买主和生产它的各种劳动者之间起着媒介作用。他取得商品的全部价格,而把它付给工人。他的利润随着他所售的商

品的价格的变动而同时变动,且变动的幅度较大;而他的雇工的工资变动得较晚,且变动的幅度较小。在任何特定时间,他的资本和能力的所

得有时很大,有时也是负数,而他的雇工的能力所得永不会很大,也永不会成为负数。工资领受者如失业时,势必受很大的痛苦,但这种痛苦

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他是工资领取者,而是因为他手中没有积存。

  某人因拥有特殊天赋能力而来的那部分收入,是对他的一种赠品;从抽象的观点来看,和其他自然恩赐譬如土地所固有的属性的地租相似

。但就正常价格来说,它应与荒地开垦者所获利润,或与寻珍珠者的所得列入一类。在垦荒者中,有的人的土地比原来预期的要好些,而有的

人的土地却差些。

  寻珍珠者一次潜水的丰富收获,同多次潜水而毫无所获相抵销。律师、工程师或商人由于他的天才而得的高额收入,非与许多其他人的失

败相较不可;而失败者在青年时似具有相同的前途,所受的教育和立业机会都一致,但是,他对生产所提供的服务,相对于该服务的成本却比

成功者的要小些。最有能力的企业家一般都是那些获利最多的人,而同时他们所做的工作,反而极其低廉;如果社会把这种工作交给能力较差

,索价较廉的人来做,则无宁等于浪费,如同把一块贵重的金钢钻交给一个工资很低而技术恶劣的人加工一样。

  第四节 各种不同的生产要素争相雇用,但它们也是相互雇用的唯一泉源。

  回顾本篇第二章中所述的论点时,我们所应当铭诸于心的是,各种不同生产要素彼此保持着二重关系。一方面,它们往往为得到雇用而相

互竞争;任何一种要素,它的效率相对于它的成本而大于另一种要素时,则有代替该要素的趋势,从而,限制着它的需求价格。另一方面,所

有的要素都为彼此提供了雇用场所,任何一种要素,除非其他要素给它提供了雇用场所,是得不到雇用的。一切生产要素所共同创造的,并随

着各要素供给的增加而增加的国民收入,也是其中各要素的需求的唯一源泉。

  因此,物质资本的增加,给它开辟了新的运用场所;虽然在进行新的投资时,它可以减少少数行业中的手工劳动的雇用场所,但就全体而

论,它会大大增加对手工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的需求。因为它将大大增加作为一切要素需求的共同源泉的国民收入;由于资本雇用竞争的增加

,利率势必有所降低,从而,资本和劳动所共同创造的那部分国民收入将在比以前有利于劳动的条件下加以分配。

  对劳动的这种新的需求,部分地由于新事业的开辟,而这种事业以前也许无法偿其所负。而一部分新的需求是由于制造昂贵的新机器需要

工人。因为当人们说以机器代替工人时,它指的是以和大量等待相结合的劳动来代替和少量等待相结合的劳动,只根据这个理由,不可能以资

本来代替一般劳动,除非就一个地方来说,它从其他地方输入资本。

  不过,仍然真实的是,资本的增加所给予劳动的主要利益,并不是由于它使劳动得到新的就业机会,而是由于增加了土地、劳动和资本(

或土地,劳动和等待)的共同产品,及减少了任何既定资本(或等待)数量在该产品中当作自己报酬所能要求的那一份额。

  第五节 任何工种的工人人数增加或其效率提高有利于其他工人,但是当后者受益时,前者却受迫害。它改变自己的和其他工人的边际产

品,从而影响工资。计算正常边际产品时,要谨慎小心。

  在讨论任何一组工人的工作供给量的变动对其他各种工人的雇用所发生的影响时,无须追问这种工作量的增加是由于该组工人增加了人数

,还是由于他们提高了效率。因为这个问题是同其他问题没有直接关连的。不论哪一场合,对国民收入的增加都相等,不论哪一场合,竞争将

迫使他们不得不在相同程度上退入他们的边际效用较小的使用之处;从而在相同程度上减少他们在共同产品中所能得的份额,以作为某种工作

的一定工作量的报酬。

  但是,这个问题对于该组内的工人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如果这种变动是他们的平均效率提高十分之一,则他们十人中每人所得的总收入将

等于人数增加十分之一而效率不变的十一个人中每人所得的总收入。

  每组工人的工资以他组工人的人数和效率为转移,是通例中的一个特例,即环境(或机遇)在决定一个人的工资所接近的纯产品中,至少

和他的精力与能力起同等的作用。

  任何一组工人的工资所接近的那种纯产品必须以下述假设为计算的标准,即生产已达到一点,在该点,产量的销售仅能带来正常利润,而

不是更多的利润。同时它必须就具有正常效率的工人而加以计算,他所增加的产品,只能报酬具有正常能力、正常时运和正常资金的雇主以正

常利润,而不是更多的利润(如求高于或低于正常效率的工人的正常工资时,则必须在该纯产品中增加或减去某种数额)。所选择的时间也必

须是生意正常的时间,而各种劳动都有比较相宜的供给。例如,假使建筑业特别衰败,或特别繁荣,或如果它的发展因砖匠或木匠的供给不足

而受到阻碍,而其他建筑工人的供给却有所过剩,则这种时机就不适合于估计砖匠或木匠的正常工资和纯产品的关系。


82#
 楼主| 发表于 2009-12-17 16:24:49 | 只看该作者

经济学原理--第十二章 进步对价值的一般影响

第十二章 进步对价值的一般影响

  第一节 新开发国家中资本和劳动投放场所的有利程度部分地取决于和旧世界市场的联系,在这些市场上它可以出售自己的产品,并以其

未来的收入提取它目前所需要的各种供应品。

  任何地方对劳动与资本的雇用取决于三个条件:第一,它的自然资源;第二,知识的进步和社会与工业组织的发展所产生的,善于利用这

些资源的力量;第三,靠近有出售剩余产品的市场。最后这一条件的重要性,往往为人所忽视;但是,当我们观察新开发国家的历史时,它显

得十分突出。

  人们常说,那里有不收地租的大量肥沃土地和相宜的气候,那里劳动的实际工资和资本的利息就高。但这只有部分的真理。美国初期殖民

者所过的生活很苦;自然界给予他们以大量的木材和肉类,几不取代价。但是,他们却很少享有生活上的安逸和奢侈。甚至现在也有许多地方

(尤其是在南美和非洲),自然资源极丰,而资本和劳动却裹足不前,因为它们缺乏交通工具,与外界隔绝。相反地,位于沙漠中的一个矿区

,一旦有交通与外界相联,就可以给劳动与资本提供高额报酬(荒凉海岸附近的商埠也如此),如靠本地资源,则它们也许只能维持少数居民

,和赤贫。自从轮船交通发达以来,欧洲对新世界产品所曾提供的有利市场,就使北美、澳洲和非洲及南美洲的某些部分成为资本和劳动前所

未有的极其有利而巨大的雇用场所。

  但是,造成新开发国家的现代繁荣的主要原因毕竟在于欧洲所提供的市场不是现货市场,而是期货市场。一小撮殖民者在取得大量肥沃土

地的产权以后,在当代就想获得它的未来利益。他们无法直接实现这一目的,而只有通过间接的办法,即以支付他们的土地在未来所生产的大

量物资这一诺言来换取欧洲的现货。他们用这种或那种形式把自己的新地产以很高的利率抵押给欧洲。英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他们积累了现

成物资,就立即用这些物资来换取大于他们在本国所能得到的期货:大量资本流向新开发的国家,而资本的流入大大提高当地的工资率。新资

本逐渐渗入边远地区,那里资本如此缺乏,而迫切需要资本的人又是如此之多,以致它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往往能得月息二厘,后来逐渐降至

年息六厘,甚或五厘。因为殖民者富于进取性,同时又看到取得产权有利,它不久将具有极大的价值,他们都想成为独立的业主,或雇主(如

果可能的话);因此,工人必须用高额工资加以吸引,而这种工资大半都是用从欧洲抵押借款或其他方式所得的商起来支付的。

  不过,精确估计新开发国家中边远地区的实际工资率,是很困难的。工人都是优秀的人,富于冒险性,能吃苦耐劳,坚决果断,精明强干

。他们都是壮年,从不生病;他们所经受的各种折磨,是英国普通工人,尤其是欧洲普通工人所不能忍受的。他们中间没有穷人,因为大家身

体都很强壮。如果有人生病,则他只好到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去,那里工资较低,但也可能过一种清静而安闲的生活。他们的工资,如用货币

计算,是很高的,但是,有许多的安逸品和奢侈品,他们必须用极高的价格购买,或完全弃而不用,而如果他们住在人口比较稠密的地方,则

他们会自由地(或按低价格)获得这些东西。不过,其中多数只是满足人为的需要;而这些东西在没有人有或者没有人要的地方,是很容易被

弃而不用的。

  随着人口的增长,优等土地既已被占,所以自然对耕作者的边际劳作所提供的农产品报酬一般地较少;这就有使工资稍微下降的趋势。但

是,即使在农业里,报酬递加规律也时时在和报酬递减规律相抗衡,许多最初被人忽略的土地,在细心耕种以后,可以获得丰收;同时公路和

铁路的开辟,以及各种市场和工业的发展,都使生产上的种种经济成为可能。

  这样,报酬递加和报酬递减规律似乎势均力敌,有时这一规律,而有时那一规律占优势。

  如果劳动和资本的增长率相等;如果综起来看生产规律是报酬不变规律,则分配给和以前保持同样比例的资本和劳动的报酬将不变,因此

,工资或利息也无须有任何的变动。

  但是,如果资本的增长比劳动要快得多,则利率势必下降;工资率或许上升,而牺牲一定量资本所应得的份额。不过,资本总份额的增长

可以大于劳动总份额的增长。

  但是,无论商品生产规律是否是报酬不变规律,而新地契的生产规律却是报酬急剧下降的规律。外国资本的流入,虽然与以前也许相同,

但同人口比较起来反而减少。工资大半不再靠从欧洲所借的商起来支付了。这就是一定效率的工作所能赚取的生活必需品、安逸品和奢侈品随

着减少的主要原因。但是,还有两种原因,使用货币计算的平均日工资趋于下降。随着安逸品和奢侈品种类的增加,劳动的平均效率,由于体

质比初期殖民者要差的移民的流入而有所下降。同时这些新的安逸品和奢侈品其中多数并不直接列入货币工资的范围内,而是在它的范围以外

  第二节 上世纪英国的对外贸易增加了它对安逸品和奢侈品的支配,而只是近来才大大增加了它对必需品的支配。

  英国经济现状,是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交易(不论商品或劳动)的趋势所直接造成的,它是在长期内慢慢地发展起来的;但是,它在十八

世纪曾获得两种动力,一方面由于机械的发明;另方面由于海外消费者的增长,他们输入大量相同的货物。当时已经开始用机器制造部件,和

用特殊机器制造各生产部门所使用的特殊机器。当时报酬递加规律在有定型工业和大资本的工业国家里首次显示了它的充分作用。特别是当大

资本结成股份公司、或母子公司、或现代的托拉斯时,情形更是如此。当时对远销于远距离市场的货物开始了精细的“分等定级”(“grading

”),这就引起了农产品市场和股票交易所中国内的,甚或国际的投机组织,这些组织的将来,和生产者中间的企业主或工人的持久性组织一

样,是未来一代所必须解决的最严重的实际问题的根源。

  现代运动的关键在于把大多数工作化为同一类型的工作,和减少各种磨擦,而这种磨擦使得强大的要素不能充分发挥集体作用,并把它们

的影响散布于广大的区域,以及在于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力量来发展运输。公路和十八世纪轮船运输的改善,打破地方性的组合和垄断,并给广

大地区中的组合和垄断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在我们的时代,海陆交通,印刷机,电报和电话的每次扩展和减价,都可以产生上述二重趋势。

  第三节 续前。

  虽然在十八世纪,像现在那样,英国的国民收入,就其出口来说,多取决于报酬递加规律的作用,但这种依存的方式,却有很大的变动。

当时英国几乎垄断了新的工业生产方法,她所出售的每包货物(总之,当它们的供给量加以人为的限制时)可以换取大量的外国产品。但是,

部分原因由于远途运输笨重货物的时机尚未成熟,她从远东和美洲输入的商品,主要是供中产阶级享用的安逸品和奢侈品;而这些商品对于降

低英国工人生活必需品的劳动成本所起的直接影响很小,虽然这种新兴贸易曾间接地降低五金、衣服和英国工人所消费的其他本国工业品的成

本。因为为海外消费者大规模生产这些东西使他获得低廉的产品。不过,它对他的食物的成本却没有什么影响。而食物不得不在报酬递减的趋

势下来生产,它之所以发生作用,是由于新工业区的人口迅速增加,那里狭隘的农村生活的传统限制不复存在。大战后不久,法国连年歉收,

使食物成本提到欧洲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是,对外贸易逐渐对我们的主要食品的生产成本开始有所影响。随着美国人口从大西洋沿岸移向西方,愈益富饶的、适于种植小麦的土

地获得了耕耘。运输上的经济(尤其是在近几年来)增加得如此之多,以致从耕作区外的农场运输一夸脱小麦的总成本急剧下降,虽然距离有

所增加。因此,英国就没有必要使耕作愈益集约化。李嘉图时代曾惨淡经营的那些种植小麦的荒山秃岭已经变成了牧场。现在农人只耕种那些

能给他的劳动提供丰富报酬的土地。相反地,如果英国只靠自己的资源,他势必在日益贫瘠的土地上挣扎,并不断地再耕那些已经耕得很好的

土地,以便用这种繁重的劳动使每亩增产一或二蒲式耳。也许现在从一般的年成来看,仅仅够支付开销的那种耕作(即处于耕种边际上的耕作

)所提供的产量比李嘉图时代多一倍,比英国在现有人口下被迫生产她的全部粮食时多四倍。

  第四节 英国从工业进步中所得到的直接利益比最初看起来要少些,但从新的运输业中所得到的利益要多些。

  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提高了英国满足落后国家的各种需要的能力;因此,把用手工制造产品以供自己使用的那种精力,转而用于生产原

料并以之购买英国工业品,是符合落后国家的目的的。这样,发明上的进步,为英国的特殊产品开辟了广阔的销售场所,并使她有可能专门在

报酬递减规律不十分显示自己作用的条件下来生产她的粮食。但是这种好运却昙花一现。她在工业上的改良,为美国、德国和其他国家所效法

,而近来往往为它们所超过。她的特殊产品几乎丧失了自己的全部垄断价值。例如,用一吨钢在美国所能购买的粮食和其他原料的数量,并不

多于在当地用新方法炼一吨钢所用的劳动和资本所能提供的产品量;因此,交换比率随着美国和英国工人在炼钢方面的效率的增加而有所下降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以及由于许多国家对英国商品课以很重的关税,所以,尽管英国拥有大宗贸易,而工业生产技术上的发明进步对她的实际

国民收入的增益,比最初所想像的要少些。

  英国能廉价生产衣服、家具及其他商品以供本国消费之用,这是不小的利益;但是,她同其他国家所分享的那些工业生产技术上的改良,

并没有直接增加她用一定量的资本和劳动的产品在别的国家所能换取的农产品数量。她从十九世纪工业进步所获得的全部利益,其中也许四分

之三以上是由于它的间接影响,即降低旅客与货物的运输成本,自来水与照明的成本,电力和新闻的成本。因为我们时代的基本经济事实是运

输业的发展,而不是工业的发展。正是运输业,无论在总体上或在个别威力上,都发展得最快,而它们正在产生着最令人头痛的问题,即大资

本有使经济自由的力量转而消灭那种自由的趋势。但是,另一方面,也正是运输业,对于英国财富的增加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第五节 谷物、肉类、住房、燃料、衣着、自来水、灯光、新闻纸和旅行的劳动价值的变动。

  这样,新的经济时代所曾带来的是,劳动与生活必需品在相对价值上的巨大变动。其中许多变动的性质,在前世纪的初期是料想不到的。

当时人们认为美国不适于种植小麦;陆路远途运输小麦的成本太高。当时小麦的劳动价值(即购买一配克小麦所用的劳动量)达到它的最高点

,而现在却降至最低点。似乎农业日工资一般曾在一配克小麦以下,但在十八世纪的前半期,却为一配克左右,在十五世纪为一配克半,或许

略多于此数,而现在农业日工资则为二至三配克。罗杰斯教授对于中世纪工资的估计偏高,但他似乎是以人口中待遇较高的那部分人作为全体

的代表。在中世纪,甚至在相当丰收的年份,小麦的质量也低于现在的普通小麦;而在歉收年份,其中多数是如此发霉,以致现在没有人会吃

它。同时如不对庄园领主的磨坊付以很高的垄断价格,则小麦很难变成面包。

  的确,在人口稀少的地方,自然几乎无代价地供给草及饲料;而在南美洲乞丐骑着马行乞。但在中世纪时,英国的人口总是稠得足以使肉

类有很大的劳动价值,尽管它的质量很差。因为牛虽说只有现在的五分之一重,但却有很大的躯体;它们的肉主要长在四肢附近。由于牛在冬

季吃不饱,吃了夏草很快地长了膘,所以肉中含有大量水分,而在烧煮时失去大部分重量。每于夏末秋初,人们把牛宰了,把肉用盐醃起来,

而盐当时是很贵的。甚至中产阶级冬季也很难吃到新鲜的牛肉。一世纪以前,工人阶级所吃的肉很少,而现在虽然肉的价格比以前略高,平均

起来,他们所消费的肉也许比英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

  其次关于房租,我们知道,城市的地租,不论在它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增加。因为日益增加的居民所住的房屋都必须按城市标准付租,

而这种标准节节提高。但是,房租本身即总租额减去地契的总租值的余额,比以前任何时期租用相同的房屋所出的租金也许稍有增加(如果要

说增加的话);

  因为现在建筑业中的资本的周转利润率较低,建筑材料的劳动成本也没有多大的变动。决不应该忘记,出高额城市地租的人所换取到的是

现代城市生活的各种娱乐以及其他的便利,而这些其中许多人是不愿弃而不享的,因为它们的利益比他们的总租额要大得多的。

  木料的劳动价值,虽比十九世纪初期为低,而比中世纪时却有所提高,但是,泥、砖和石墙的劳动价值并没有很大的变动,而铁的劳动价

值(更不必说玻璃了)却大大地降低了。

  的确,房租上涨这一信念,似乎是由于对我们祖先的实际住宅状况的无知而来。现代郊区工匠住宅中的卧室,比中世纪乡绅的要讲究得多

。而那时工人阶级除了铺在湿地上的、满是臭虫虱子的散草外,就没有床了。即使在一丝不挂和人畜共居的条件下,也许比在为了尊严而复以

时时散发着垃圾气味的草的条件下对人的健康损害的程度要小些。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在我们城市中最贫穷阶级的住宅条件是有害于身心的;

而照我们现有的知识和资源,我们既没有理由,也没有借口使这种状况继续下去。

  燃料,像草一样,往往是自然给予稀有人口的恩赐品;中世纪时,村民一般都能(虽不总能)用劈柴生着小火,借以在室内围火取暖,而

他们的小屋没有烟囱,热量无从散发出去。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燃料的缺乏对劳动阶级的压力很大,如果没有煤气而代替木料作为家用和炼

铁的燃料,则英国的进步实不堪设想。煤现在是如此便宜,以致甚至较穷的人也都能在室内取暖,而无须生活在有损人的健康的、令人头晕的

气氛之中。

  这是煤对现代文明所作的最大贡献之一;其次的贡献是提供了价廉的内衣,没有它,对于居住在塞冷气候中的人民群众来说,清洁是不可

思议的。那也许是英国从直接使用机器为本国制造消费所获得的主要利益。再其次的具有同样重要性的贡献是提供了大量的自来水,即使在大

城市中;再其次的贡献是,借助于石油,供给廉价的灯光,它不仅为人的某些工作所必需,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晚间消遣所不可或缺。在一方

面来自煤和另方面来自现代运输工具的这些文明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之中,我们还必须加上(如上面所提到的)那廉价而完备的用汽力印刷机和

汽力运送信件来传播新闻和思想的工具,以及依靠汽力的旅行上的便利。这些工具,辅之以电力,就使得那些气候不是热得使人们萎靡不振的

国家中的大众有可能享受文明;同时不仅是为一个城市如雅典、弗洛伦斯或布鲁日的全体居民,而且是为一个大国,甚至在某些方面为整个文

明世界的全体人民的真正自治和统一行动而铺平道路。

  第六节 进步提高了英国城乡土地的价值;虽然它使大多数物质生产工具的价值有所降低。资本的增加降低了它应得的收入,但没有减少

它的总收入。

  我们已经知道,国民收入是一国所有生产要素的纯产品总额,同时又是支付它们的唯一源泉;国民收入愈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每种生产要素所得的份额也愈多,任何要素的供给量增加一般地将降低它的价格,以利于其他的要素。

  上述一般原理,特别适用于土地。供应某市场的土地的生产力的增加,首先使那些拥有其他生产要素以供应同一市场的资本家和工人获利

。在现代,新的交通运输工具所加于价值的影响,在土地史上所表现的最明显不过了;土地的价值,随着与农产品销售市场的交通的每次改善

而上涨,也随着较远地区参加它的产品市场而下降。不久以前,伦敦附近的六郡害怕修好公路会使英国偏远地区在供给伦敦粮食方面和它们竞

争。而现在英国农场的优势在某些方面由于粮食的输入而正在减退,这些粮食是经过印度和美国的铁路,由轮船装运到英国的。

  但是,如马尔萨斯所主张而为李嘉图所承认的,凡能增进人民福利的事,在长期内也能增进地主的福利。的确,在十八世纪初期,当连年

歉收袭击着无法输入粮食的人民的时候,英国的地租大涨。但是,这种上涨,就其性质来说,是不能进一步持续的。十九世纪中叶,谷物自由

贸易的实行,继之以美国麦田的扩大,这就迅速提高城乡土地的实际价值,这就是说,提高所有城乡土地所有者用总租金所能购买的生活必需

品、安逸品和奢侈品的数量。

  第七节 续前。

  虽然工业环境的发展,大体上有提高土地价值的趋势,但是,它也往往降低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的价值,如果它们的价值可以和它们所在

地的价值分开的话。繁荣的骤然到来,的确能使任何一业中的现有资本品暂时得到极高的收入。但是,可以无限增加的东西,是不能长期保持

稀有价值的;如果它们是些相当耐久的资本品,例如轮船、高炉和纺织机,则它们很可能由于技术的迅速进步而大大贬值。

  不过,有些东西像铁路和码头的价值,在长期内主要取决于它们的位置。如果位置相宜,则它们工业环境的进步,即使除去使它们的设备

保持现代化所需的费用以后,也将使它们的纯价值有所提高。

  第八节 续前。

  政治算术在英国可以说是十七世纪开始的。从那时以来,我们知道,人口中每人所积累的财富数量是在节节上升着。

  虽然人还多少有些不耐烦等待,但是,他牺牲现在而为将来的安逸或其他享受的这种意向却逐渐有所增加。他获得了较大的“远视”力;

这就是说,他预计将来和防患未然的能力增加了;他比较勤俭,比较克己,因此,也就比较乐于重视将来的不幸和利益,这些名词一般是用来

包括人心的高尚和卑贱的感情的。他较不自私,因此,也较愿工作和等待,以便使他的家庭无后顾之忧;光明的未来,已隐约可见,那时,人

们一般都愿意工作和等待,以便增加公共财富和使大众有机会过一种较高的生活。

  虽然人比过去的时代更愿意为了将来的利益而忍受现时的不便,但是,我们现在是否能发觉他为了肯定的快乐(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的)

而愿意付出更大的努力,这是值得怀疑的。许多世纪以来,西方世界的人不断地变得更加勤勉——

  假日减少了,工作时间增加了,人们由于自愿或被迫而愈来愈不愿意在工作范围以外寻求乐趣了。但是,这种动向似乎已经达到了极点,

而现在正在下降。在除了最高级的各种工作中,人们对于休息比以前更加重视,而对于过度紧张所引起的疲劳则越来越不耐烦了;一般说来,

他们也许不如以前那样为取得现在的奢侈品,而愿意经受长时间工作的不断“折磨”。这些原因就使他们不如从前那样乐于辛勤地工作,以应

未来的需要。如果不这样,则他们预计将来的能力,甚至增加得更快,也许(虽不无怀疑之处)对于因拥有少量积累起来的财富而获得社会地

位的那种欲望也会大大提高。

  每人资本的增加,有使它的边际效用降低的趋势;因此,对新投资的利率下降了,虽然降得不一致。据说在中世纪很长一段时期内,利率

为一分,但在十八世纪上半期却降低到三厘,后来工业和政治上大量需要资本,这又使它有所提高,而在大战时,利率是相对地高的。当政治

上的用款停止以后,当时黄金的供给虽又很少,所以,利率下降了;但在十八世纪的六十年代,由于黄金的产量增加,和建筑铁路与开发新国

家需要大量资本,它又上涨了。1873年后的和平时期,再加上黄金供给量的减弱,就使利率下降了。但是,现在它又在上涨,部分原因是由于

黄金供给量的增加。

  第九节 不同工业阶层的所得变动的性质和原因。

  文明的发展和对青年人的责任心的提高,使国家大部分增加着的财富从物质资本的投资转向培养人材方面去了。结果使技能的供给大量增

加,这些技能大大增加了国民收入,并提高了全体人民的平均收入。但是,它却剥夺了技能一向所具有的大部分稀有价值,并使它们的所得相

对于一般进步(确非绝对地)有所降低。同时使不久从前算作技术性的而现在仍然叫做技术性的许多工作在工资上与非熟练劳动并列。

  抄写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的确,办公室中的许多种工作需要智力和品质的高度结合,但是,几乎每个人都能很容易地学会录事的工作,

也许不久以后,英国人不论男的和女的都能写得很好。当大家都能写的时候,一向比几乎任何一种体力劳动所赚工资都要高的缮写工作,将成

为普通的工作,而不算作技术。事实上,较好的技工工作对于一个人的教育意义较大,而且比那些既不需要判断力又不需要责任心的职员工作

的报酬优厚。就一般而论,技工对他儿子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培养他从事他手边的工作,从而,他可以了解和它有关的机械、化学及其他科学原

理;并对于该工作的革新发生兴趣;如果他的儿子有相当的天资,即他从一个技工比从一个职员更容易显露头角。

  其次,一个新的工业部门往往是困难的,只因为它是一般人所不熟习的;其中需要有巨大精力和技能的人来做的工作,一旦成为常规,一

般人,甚或妇女和儿童也都能做。它的工资开头很高,但是,随着这种工作的普及而下降。这就造成对平均工资的上升的估计不足,因为事情

是这样,许多统计,似乎是工资的一般变动的典型,其实是根据那些行业作出的,这些行业在一二百年以前是比较新的,而现在却为那些实际

能力低于他们的先驱者的人所掌握。

  这些变动的结果,势必增加从事于所谓技术性工作的人数,不论技术一词现在用得适当与否。高级行业中工人人数的不断增加,使得全体

工人的平均工资比各业中平均典型工资上涨得要快得多。

  在中世纪,虽然某些有才能的人终身为技工,并成了艺术家;但是,当时技工作为一个阶级,比现在更近于非熟练工人。在十八世纪中叶

工业新纪元的初期,技工丧失了许多旧有的艺术传统,并且在校术上和在精确完成困难任务方面所具有的准确性和机敏性上都不及现代的熟练

技工。前世纪的初期,开始了一种变化,观察家都由于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日益扩大的社会鸿沟而震动;技工的工资上涨到一般工人工

资的两倍左右。因为对高度熟练劳动需求的大量增加(尤其在冶金业中),使劳动者中的优秀分子和他们的子女迅速参加到技工队伍中来。当

时技工旧有的排外性的消除,使他们成为工人贵族,较之以往,由于才能者多,而由于出身者少;技工质量的提高,使他们在长期内所得的工

资率大大超过一般的工人。但是,有些较简单的技术逐渐丧失了它们的稀有价值,因为它们不复是新奇的技术了;同时对那些习惯上认为非技

术性职业中的人的能力的需求是在日益增加着。例如,路工和农业劳动者越来越使用着昂贵而复杂的机器,而这些以前却被认为熟练劳动所垄

断,这两种有代表性的职业中的实际工资上升得很快。如果现代观念在农业区的传播未曾使那里许多最有能力的儿童离开农村而参加铁路或工

厂,或进城当警察、车夫,或脚夫,则农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得比现在还要显著。留在农村的那些人所曾受的教育,比以前完善,虽然他们的

天赋也许不及一般水平,但所得的实际工资却让他们的父亲高得多。

  有些需要责任心的技术工作,如铁工厂中的炉前工和转滚工,需要有强壮的体力,且引起很大的不便,它们的工资很高。因为时代的趋势

使那些能从事高级工作并能轻意获得优厚工资的人,除了很高的报酬,是不愿意忍受折磨的。

  第十节 续前。

  其次我们应当讨论的是,男工(老年和壮年),女工和童工工资的相对变动。

  工业条件的变动是这样的快,以致长期经验在某些行业中几无用武之地,而在许多行业中它的价值远不及迅速掌握新的观念和使人的习惯

适应新的情况。一个人在五十岁以后,比在三十岁以前所赚的工资势必有所减少;这种情况引动那些技工向非熟练工人看齐,他们早婚的自然

倾向,往往受到那种愿望的鼓励,这种愿望是,在他们的工资开始缩减以前,他们的家庭维持费可以减少。

  性质相同的第二种倾向,甚至是更加有害的倾向是,童工的工资相对于他们父母的工资有上涨的倾向。机器曾代替了许多工人,但并不是

代替了许多童工;把儿童排除于某些行业外的那些习惯上的限制,日益消失;这些变化同教育的普及一道,差不多在其他各方面都有所裨益,

而在这方面却是有害的,即它们使男孩,甚至使女孩有可能蔑视他们的父母,而自求生路。

  女工的工资,较之男工,由于相同的理由而上升得很快。

  就其有发展她们才能的趋势这一点而论,这是很大的一个优点;但是,就其引动她们忽略在建立美满家庭和大力培养自己儿童的品质和能

力方面所应尽的义务这一点而论,却是一种损失。

  第十一节 特殊才能的报酬。

  中等能力(虽然经过慎重的训练)所得收入的相对下降,由于许多格外有才能的人的收入的上升而显得更加突出。在过去,中等油画的售

价从来没有现在那样便宜,而上等油画的售价也从来没有现在那样昂贵。一个具有平均能力和一般时运的企业家,现在从他的资本所得的利润

率,比以前任何时候都低;而具有特殊天才和时运的人所能从事的投机买卖是这样的广泛,使他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聚大量财富。

  这种变动主要由于二个原因;第一,财富的普遍增长;第二,新的交通工具的发展,借着它,人们一旦获得了支配地位以后,就能把他们

的组织天才或投机才能运用于比以前范围更大而所涉及的区域更广的那些事业上。

  几乎只凭第一个原因,就能使某些律师收取极高的费用;

  因为事关他的名誉、财产,或二者兼而有之,一个富有的委托人不惜以任何高价聘请最好的律师。也正是这第一个原因,能使那些具有特

殊才能的马术师、画家和音乐家获得极高的代价。在所有这些职业中,在我们时代所得的最高收入,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如人的声音所能达

到的那种歌唱家的人数极其有限,则任何歌手并不是不可能获得一万镑,像前世纪初期毕灵顿夫人据说在一个季节中所赚得的,几乎和当代企

业界的巨头所赚的收入一样多。

  这两个原因结合起来,就使大权和巨额财富操于现代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家之手,他们有头等的天才,又有运气。

  的确,所获利益中的很大一部分,在有些场合,是来自竞争中失败的投机对手的破产。而在另一些场合,它们主要是由一种伟大组织天才

的高度节约力而获得的,这种天才在处理一个新的重大问题时能运用自如:例如,范德比尔特家族的创始人,把纽约中央铁路系统搞得有条不

紊,他对美国人民,所节约的也许超过他自己所积累的。

  第十二节 进步对劳动工资提高的促进作用比一般想像的要大些,而且也许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自由劳工的就业无常。

  但这些财富是例外的;教育的普及,和人民群众中的节约成风,以及新的企业方法给小宗资本所提供的保险投资的机会,对中等收入日渐

发生影响。所得税和房捐报表,商品消费统计,政府和公司中各级职员的工资卡,都表明中产阶级的收入比富人增长得快;技工的工资比自由

职业者阶级增长得快;强健的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甚至比一般技工增长得也快。富人的总收入,现在比从前,或许不占英国全部收入的较大部分

。但是,在美国,土地的总价值正在急剧上升;优秀的劳动人民正在把土地转让给劣等移民,财政寡头日益获得大权,财产所得总额,比劳动

所得有所增加,富人的总收入增长得最快,这也许可能是真的。

  不能否认,工资的上涨,如伴以失业现象的增加,就会失去它的部分利益。就业的无常,是一种奇灾大祸,应当引起公众的注意;但是,

几种原因凑在一起,就使它有所夸大。

  如一个大工厂部分开工时,消息传遍邻里,也许报纸把它传遍全国;但是,当一个独立生产者,甚或一个小业主一个月内只能有几日的工

作干时,却很少有人知道;因此,在现代,工业上不论发生什么纠葛,似乎比以前更加重要。在以前,有些工人是长工,但没有自由,是在体

罚下来进行工作的。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来设想,中世纪的技工经常就业。

  现在欧洲最严重的就业无常,存在于西部最带有中世纪色彩的手工业和东欧与南欧中世纪传统最浓厚的那些工业中。

  在许多方面,雇工中实际上成为长年工人的部分,是在节节上升。例如,这在发展最快的许多运输业部门中就是一个通例。运输业在某些

方面是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典型工业,如同加工工业在前半期一样。虽然发明的迅速进步,式样的千变万化,尤其是信用的不稳定,的确给现代

工业带来一些扰乱因素,但是,如我们立即就知道的,其他影响正在向着相反的方向起着强大的作用,因此,似乎没有充分理由认为就业无常

整个说来是在增加着。

83#
 楼主| 发表于 2009-12-17 16:25:18 | 只看该作者

经济学原理--第十三章 进步和生活程度的关系

第十三章 进步和生活程度的关系

  第一节 活动程度和欲望程度;生活程度和安逸程度。一世纪以前英国安逸程度的提高可以通过节制人口增殖的办法大大提高工资。但由

于从新开发国家中易于取得食物和原料,所以很少向那方面发展。

  首先让我们进一步继续在第三篇讨论活动与欲望时所遵循的思路。在那里,我们有理由认为,经济进步的真正关键,是在于新的活动,而

不是新的欲望的发展;现在我们就当代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个问题加以研究;即在生活方式和所得率的变动之间有什么联系?其中之一在多大

程度上可以视作另一个的原因?而在多大程度上又可以视作它的结果?

  生活程度一词在这里指的是适应需求的活动的标准。因此,生活程度的提高,意味着知识,能力和自尊心的增加;在开销方面更加审慎,

只满足食欲而不增加力量的饮食,避而不用,有损于身体和道德的生活方式,加以拒绝。全民生活程度的提高,将大大地增加国民收入和各行

各业所得的份额。

  任何一业或一行的生活程度的提高,将增进他们的效率,从而增加他们的实际工资,它将使国民收入稍有增加;并使其他行业能以比其效

率稍小的成本得到帮助。

  但是,许多学者曾认为对工资发生影响的不是生活程度的提高,而是安逸程度的提高;这个名词含有祗增加人为的需要之意,其中低级趣

味也许占优势。的确,安逸程度的总的增进,很可能带来一种较好的生活方式,并为新的高级活动大开方便之门。而从前既没有生活必需品又

没有生活方便品的人们,由于安逸的增进,无不生气蓬勃,干劲冲天,不论他们对这种安逸所持的态度如何粗陋而偏重于物质因素。

  因此,安逸程度的提高,也许将引起生活程度的某些提高;如果这样,则它有增加国民收入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趋势。

  不过,当代和以前的一些著作家的看法不止于此,他们认为,仅是欲望的增加就有提高工资的趋势。但是,欲望增加的唯一直接结果势必

使人们比以前更加痛苦。如果我们把它在增加活动或用别的方法提高生活程度方面可能发生的间接效果撇开不谈,则只有减少劳动的供给它才

能提高工资。这点应该加以较详细的讨论。

  第二节 续前。

  如已经所指出的,在一个粮食不易进口的国家中,如果人口历代都是以很高的几何级数不断地增加着,则劳动与资本向自然资源所索取的

总产量仅够维持和培养新生一代的费用。即使我们假定几乎全部国民收入都归于劳动,几乎没有任何份额分配给资本家或地主,则上述命题也

是真的。如果定量在该水平以下,则人口增长率势必下降;除非维持和培养费用缩减,结果降低效率,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因此减少所得。

  但事实上人口的迅速增长也许得到较早的节制,因为一般人多半不会把他们的消费局限于生活必需品;一部分家庭收入无疑地要用在与维

持生活和效率关系不大的那些满足上。这就是说,多少超过维持生活和效率所必要的那种安逸程度的保持,势必使人口增长的节制,比家庭支

出和养马或蓄奴的支出所用原则相同时所达到的那个阶段要早得多。这种相似还有更多的方面。

  维持充分效率所必要的三个条件——希望、自由和更动——是奴隶很难办到的。但是,狡猾的奴隶主照例出资搞一些简单的音乐或其他娱

乐,其用意和他供给药品相同。因为经验表明,奴隶生活的单调,像疾病或煤渣拥塞炉道那样浪费。如果奴隶的安逸程度提高到这样的地步,

除非供给他们以昂贵的安逸品,甚或奢侈品,虽处罚和死亡的恐惧也不能使他们工作,那末,他们就会得到这些安逸品和奢侈品。否则他们就

像一群不能自食其力的马一样,而行将消失。果真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主要由于获得食物的困难而被迫下降,如英国一百年以前的情况那样,则

劳动阶级只有减少他们的人数,才能摆脱报酬递减规律的压力。

  但是,他们现在不必这样做,因为这种压力并不存在。

  1846年英国港口的开辟,是铁路发达的许多原因之一,这些铁路把南北美和澳洲的广大农田同海口连接起来。在最有利条件下生产的小麦

运给英国工人食用,其数量足以维持他的家庭,而所用总成本只占他工资的一小部分。人数的增加,提供了许多新的机会,使为满足人们的需

要而共同运用的劳动与资本的效率有所增进;因此,倘新事业所需要的资本品增加得足够快的话,则它可以使工资在某方面的提高相当于在另

方面的下降。当然,英国人并不是不受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的;他不能用像靠近广大的处女地时那样少的劳动获得自己的粮食。但是,它对他

的成本,现在既然是主要由新开发国家的输入量所决定,所以大都不受本国人口的增加或减少的影响。如果英国人能使自己在生产换取进口粮

食的那些产品上的劳动效率提高,那末,他将能以少于自己所用的实际成本获得粮食,不论英国人口的增长迅速或迟缓。

  当全世界的麦田利用到极点时(如果粮食不能自由输入英国,这个时期的到来甚至更早),则英国人口的增加的确可以降低工资,或起码

使因生产技术不断完善而来的上涨受到节制。在这种场合,安逸程度的提高,只能由限制人数的增加,才可以提高工资。

  但是,当英国人民现在获得丰富的进口粮食的时候,他们安逸程度的提高,并不能只靠它对人数的作用来增加他们的工资。此外,如果工

资的上涨是由于采取了某些压低资本利润率的措施,而这种利润率甚至低于吸收资本的能力比英国大的那些国家中所能有的水平,那末,它就

会节制英国资本的积累,并加速资本的输出。在这种场合,英国的工资,较之其他国家,不仅会相对下降,而且会绝对下降。反之,如果安逸

程度的提高使效率大大增加,那末(不论它是否伴随着人数的增加),它会使按照人口的国民收入增加,并使实际工资的上升建立在持久的基

础上。例如,工人人数减少十分之一,而每个工人所做的工作和以前一样多,这不会使工资有多大的增加;因此,每人所完成的工作量减少十

分之一,人数不变,一般会降低工资十分之一。

  上述论点当然是和这一信念一致的,即一个工人团体能够在短时间内用使他们劳动稀少的办法,牺牲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以提高自己的

工资。但是,这种策略的成功远不能持久。他们所建立的那种防止他人分沾利益的反社会的障碍不论多么坚固,渔利者总是有机可乘:有的人

回避这种障碍,有的人在这种障碍的掩护下,有的人却利用这种障碍。同时发明开始用别的方法或从其他地方获得该团体认为在生产上拥有局

部垄断的那些东西;而对他们甚至更加不利的是,新东西的发明,和推广使用,这些东西几乎满足相同的需要,但不使用他们的劳动。因此,

在短时间以后,力图以垄断巧取豪夺的那些人,就会发觉他们的人数不是减少,而是增加,同时对他们劳动的需求总量却缩减了。在这种场合

,他们的工资就大大下降。

  第三节 通过缩短工作时间来调节活动的种种努力。过度的劳动时间并不经济。但是不长的劳动时间缩短一般会减少产量。因此,虽然它

的直接结果也许可以刺激就业,但是除非这种剩余时间是用来发展更高级的和范围更大的活动,那就会很快地减少相宜工资下的就业量。资本

输出的危险。从观察材料中寻找真正原因的困难。直接结果和最后结果往往背道而驰。

  工作效率和工作时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如果紧张过度,长时间工作很容易使人疲乏,以致他很难身心俱佳,而往往远低于此种状态,甚或

生病。就一般而论,计件付酬比计时付酬时他的劳动强度较大,如果情况果然如此,短工时特别适合于实行计件工作的那些工业。

  如工作时间、所做工作的性质、工作所处的物质条件和报酬方法,是造成身体、心灵或身心二者巨大耗损的原因,并导致生活程度的降低

,如缺乏产生效率所必需的闲暇、休息和睡眠,则这种劳动从一般社会观点来看是不经济的,如同个别资本家使他的马或奴隶工作过度或营养

不足所造成的浪费一样。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缩短工作时间,只会暂时减少国民收入,因为一旦生活程度的改善有时间对工人的效率发挥充分

作用之后,他们的干劲和智力的增加以及体格的增强,就会使他们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和以前一样多的工作。因此,即使从物质生产的观点

来看,最后也没有损失,像把一个有病的工人送到医院去恢复他的体力一样。下一代所关怀的是把人们,尤其是妇女从过度劳动中解救出来,

这种关怀至少像遗给它相当数量的物质财富一样有价值。

  上述论点认为这种新加的休息和闲暇能提高生活程度。

  而在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那些工作过度的极端场合下,这种结果,势所难免。因为仅仅减少紧张就是上升一步的必要条件。

  最低级的那些诚恳的工人,工作时很少卖劲。但他们没有持久力,其中许多人是如此疲累不堪,以致他们也许在短时间以后能在较短的工

作日内完成像目前在较长工作日内所完成的工作。

  此外,有些工业部门,现时对贵重设备的利用一天才只有九至十小时;在这些部门中,逐渐推行八小时,甚或八小时以下的双班制是有利

的。这种变革需要逐渐加以推行。因为现有的熟练工人在数量上还不足以使这种计划在所有宜于它的工厂内同时采用。但是,有些机器在用坏

或陈旧以后,可在较小的规模上加以替换,而另一方面,许多新机器一天使用十小时没利,可以使用十六小时;一旦这样实行以后,它就会有

所改进。这样,生产技术的进步较快,国民收入就会增加;工人能获得较高的工资,而无须节制资本的增长,或使它流入工资较低的国家中去

。而社会各阶级都能从这种变革中获得利益。

  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愈来愈明显,因为机器的日益昂贵和陈旧的迅速,使机器在二十四小时中闲置十六小时所造成的浪费变本加厉。不论

在哪个国家中,这种变革会增加纯产品,从而,增加每个工人的工资;因为从总产品中减去的机器、设备和厂租的费用比以前要少得多。而英

国的技工,技巧高明,精力过人,如果他们使机器一天充分开工十六小时,即便自己只工作八小时,所增加的纯产品要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工人

为多。

  但是,决不应该忘记,这种缩短工作时间的倡议,只适用于那些使用或能够使用贵重设备的行业;而在许多场合,例如在采矿业和有些铁

路工作部门中,已经采用了轮班制,差不多使设备经常开工。

  因此,余下的许多行业,其中缩短工作时间,势必减少目前产量,未必能立即提高效率,使每人所完成的平均工作量达到原有的水平。在

这种场合下,工作时间的变动,就会减少国民收入。其中所引起的大部分物质损失,由工作时间遭到缩减的那些工人负担。的确,在某些行业

中,劳动的稀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会提高劳动的价格,而以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为代价。但是,劳动实际价格的上涨,照例造成产品需求的

减少(部分原因由于代用品使用的增加),同时也引期待遇较差的那些行业中的工人的流入。

  第四节 续前。

  仅仅用使劳动稀少的办法就一般能提高工资的这一坚持不渝的一般信念,是值得加以解释的。首先,这种变动的当前和永久的效果如何不

同,甚至往往相反,是很难设想的。人们懂得,当电车公司门外有许多合格的人等待工作时,那些在职的工人所想的往往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工

作,而不是要求提高工资。如果没有这些人,则雇主们就不能抗拒提高工资的要求。他们详细考虑的一个事实是,如果电车工人工作的时间短

,同时在现有路线上电车所跑的里程距离又没有缩短,那末,势必要雇用较多的工人,雇用时也许按较高的小时工资,也可能按较高的日工资

。他们明白,在着手进行一件事业,例如建造一所房或一只船时,无论如何一定得完成,因为半途而废是得不偿失的。其中任何一个人所做的

工作部分较多,给别人留下去做的工作部分则较少。

  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结果需要加以讨论,这些结果虽比较不是迫使人接受的,但却更加重要。例如,假使电车工人和建筑工人人为地限

制自己的劳动,则电车路线的扩展将受到妨碍;在筑路和司机方面所雇用的人数将减少;许多工人和其他的人,过去也许乘车,而现在势必步

行进城;许多的人本来可以在郊区享有花园和新解的空气,不得不挤塞在城中;尤其是工人阶级将无力租用他们在一般情况下所能租用的适当

住屯;建筑行将减少。

  总之,限制劳动可以不断地提高工资的这一论点,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上面。即永久固定的工作基金是存在的,亦即不论劳动价

格如何,总有一定量的工作必须要做。

  而这种假设是没有根据的。相反的,工作的需求来自国民收入,也就是说,它来自工作。某种工作较少,对他种工作的需求也较少;如果

劳动稀少,则所办的事业势必较少。

  其次,就业的恒久不变,取决于工商业组织,并取决于安排供给的人预见到需求和价格的未来变动,从而调整自己行动的成效。但是,这

点并不能因工作日较短而有所补益。的确,实行短工时制,如不用双班制,就会阻止贵重设备的使用,而这种设备的存在使得雇主很不甘心歇

业。差不多各种人为的限制工作,总会引起磨擦,从而,往往使就业无常趋于增加,而不是减少。

  的确,如果泥水匠或鞋匠不受外部竞争的影响,则他们仅仅用缩短工作时间或其他办法减少各自所完成的工作量就有机会提高自己的工资

;但是,这种利益的获得只能以国民收入的其他分配者的较大损失总额为代价,因为国民收入是国内各业中的工资和利润的源泉。这一结论由

于下述事实而更具有说服力,这个事实是经验所证明、分析所阐明的,即运用工会策略提高工资的大多数事例,出现在那些工业部门里,这些

工业部门的劳动需求,不是直接的,而是从许多工业部门所协同制造的产品的需求中派生出来的;因为在策略上占优势的任何一个部门,能把

归于其他部门的成品价格的一部分攫为己有。

  第五节 续前。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坚持节制劳动的供给一般能永久提高工资这一信念的第二个原因。这个原因低估了劳动供给的变动对资本供给所产生的

影响。

  这是事实,而且就其影响所及,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由于泥水匠或鞋匠的减产所造成的损失,某些部分将由劳动者阶级以外的人负担。

一部分无疑地落在建筑业或制鞋业的雇主和资本家肩上;一部分由房屋或鞋的富有的使用者或消费者负担。此外,如果各劳动者阶级都用限制

他们劳动的有效供给来提高工资,则由于国民收入的减少而来的大部分负担在短时间内势必落在本国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的肩上;但

只是在短时间内。因为投资纯收益的大量减少,会使新资本品的供给迅速逃往国外。鉴于这种危险,所以有时主张,铁路器材和国内的工厂设

备不能出口。但是,差不多全部原材料,和大部分生产工具,每年都被消费掉了,用坏了,或陈旧了,而它们都需要加以补偿。补偿规模的缩

小,再加上游离出来的一部分资本的出口,也许会使本国在几年之内对劳动的有效需求如此减少,以致工资反而会远远降至现有的水平以下。

  虽然资本的输出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遭到许多困难,但是,资本家由于相当的企业理由和情感上的偏好,宁愿在国内投资。因此,使一

个国家更宜于居住的那种生活程度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势必抵消导致资本输出的那种投资纯收益下降的趋势。相反地,用减产的反社会的策

划来提高工资的做法,势必使一般富有的人不得不移往国外;特别是那些资本家阶级,他们的企业精神和甘于克服困难对劳动者阶级至关重要

。因为他们坚持不渝的主动性,有助于国家的领导地位,而在促进那些提高效率的生产工具供给量的增加,从而,保持国民收入增长的同时,

能提高人们的实际工资。

  工资的普遍上涨(不论是怎样造成的),如遍及全世界时,就不会使资本从一处移向他处,这也是真的。全世界体力劳动者的工资,主要

通过生产的增加,有希望及时上涨;但部分原因也由于利率的下降,和大于维持甚至从最广泛意义上说的有效率的工作和文化所必要的那种收

入的相对(如果不是绝对的话)减少。但是,提高工资的种种方法,即用减少而不是增进效率的手段以维持较高的安逸程度的方法,是违反社

会利益的,也是近视的,从而会引起迅速的报复。大多数国家采取这些方法的机会也许绝少;如果几个国家采用了这些方法,则向提高生活程

度和效率水平迈进的另一些国家,就会迅速把大部分资本和核心力量从采取那种卑鄙限制政策的国家吸引到自己的周围。

  第六节 续前。

  在这种讨论中,有必要坚持一般的推理;因为直接诉诸经验是困难的;而如果轻意引用经验,那只能导致错误。不论我们看的是工资及其

改变以后不久的生产的统计,还是改变以后长期中的统计,突出的事实很可能主要是由于其他原因,而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那些原因。

  例如,假使工作时间的缩短是罢工胜利的结果,那末很可能,选定举行罢工的时机是工人在战略上处于优势的时机,是一般商情使他们有

可能增加工资的时机,如果工作时间没有变动的话;因此,这种变动对工资的直接影响表面上多半比实际上更加有利。此外,有许多雇主曾订

了合同而且必须履行合同,在短时间内他们对短工时比以前对长工时所出的工资可能还高。但这是骤然变动的结果,而且只是昙花一现。

  如上所述,这种变动的直接结果多半与后来的那些更加持久的结果相反。

  相反地,如果人们过度疲累,而工作时间的缩短又不能使他们立即振作起来,则工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条件的改善,从而效率的提高与工

资的增加,就不能立即显现出来。

  此外,工时缩短后几年之内的生产和工资的统计,所反映的很可能是国家的景气。特别是该业景气的变动,以及生产方法与货币购买力的

变动。分出工时缩短的影响,像分出咆哮的海浪上掷一石子所产生的影响,也许是同样困难的。

  因此,我们必须要明辩两个问题:是否某种原因有产生某种结果的趋势,和是否该原因必然产生该结果。开开水库的闸口有使水位下降的

趋势;但是,如果同时有较大的流量在另一端流入水库,则与开开闸口相随的是水位的上涨。同样,虽然工作时间的缩短,有使那些未曾充分

开工而又无法实行双班制的行业减产的趋势,但是,它很可能伴随着由于财富和知识的普遍增进而来的生产增加。不过,在这种场合,不管而

且也不是由于工时的缩短,工资会有所增加。

  第七节 职工会的最初目的是在于提高工资,同时也在于使工人具有独立性,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程度。这种尝试的成功证明他们的主要

武器——共同章程——的重要性。但是严格执行该章程的条款往往造成虚假的劳动标准化并挫伤积极性和驱除资本,以及其他方面损害工人阶

级和其他社会阶层。

  在现代英国,差不多所有我们所讨论的这种运动都是由工会指导的。对工会的目的和结果给予充分的商榷,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因

为它必须建立在一般结社、工业变动与对外贸易的研究上面。但是关于工会政策同生活程度,工作和工资最有关的那一部分,在这里还必须加

以说明。

  职业上的变动不居,使一代某群工人的工资和工业政策对下一代该群工人的效率和生产所得的能力的影响,不论好坏,都模糊不清。年青

一代的培养费用的来源——家庭收入,现在很少来自一业。子从父业者,较不多见。强而有为者(任何职业的报酬有助于其性格的形成)多半

到别处谋求较高的待遇,而弱而放荡者多半降于其下。因此,用经验证明任何职工会为提高会员的工资而作的努力,在提高借助于高工资而培

养的这一代的生活程度和工作水平方面是否卓著成效这一问题,变得愈来愈加困难。但是某些显著的事实仍然十分突出。

  英国职工会的目的原在提高工资率和工人的生活程度。

  最初给它们以巨大刺激的是这一事实,法律直接或间接地准许雇主结社以规定工资,保护自己的利益;并且严禁工人结社,违者受罚。这

种法律不仅使工资有所下降,而且使工人的意志力受到压抑。他的视线是如此有限,以致他完全纠缠在周围的琐事上,而对国家大事毫不关注

,因此,除了和自己及其家庭与邻人直接有关的事情以外,他很少考虑任何世事。与其他同业工人结社的自由,势必扩大他的视线,使他思索

较大的一些问题,它会提高他的社会责任感,虽然这种责任也许染有大量阶级利己的色彩。因此,早期为实现这一原则而进行的斗争,即凡雇

主在自由结社中所能做的事,工人同样也可以做,既是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的斗争,其实又是为取得与真正自尊和广大社会利益相符的生活条件

而作的一种努力。

  在这方面,曾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职工会组织曾使熟练的技工,甚至和许多种不熟练的工人有可能用大国外交中所常见的那种严肃、克制

、庄重和先见来同他们的雇主进行谈判。它曾使他们一般地认识到:单纯进攻的政策是一种愚蠢的政策,军事手段的运用主要是为保持有利的

和平。

  在英国的许多工业里,工资调整委员会顺利无阻地进行着自己的工作,因为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来避免在小事上浪费精力。如果一个工人认

为雇主或工头对自己的工作或报酬的规定不公,而发生异议,即雇主首先要求职工会的书记仲裁,他的决定一般为雇主所接受,当然也必须为

工人所认可。如果这种具体纠纷牵涉到调节委员会过去没有明确规定的一个原则问题,则此事可以提交雇主联合会和职工会的书记开会讨论。

如果他们达不成协议,则可以交给工资调节委员会处理,最后如果争论的利害关系至大,双方互不让步,则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罢工或雇主的停

工而由双方的力量来解决。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有组织的职工会在处理这种冲突中几代以来都起着模范作用,而这种冲突在方法上和一世

纪以前的劳资冲突一般地有所不同,正如现代文明民族之间光明正大的战争和野蛮民族之间凶恶的游击战争有所区别一样。在国际劳工会议上

,英国代表的那种克制、谦虚和目的的坚定,是其他国家的代表所不及的。

  但是职工会服务的这种光明磊落,给自己提出了相应的义务。所谓位高者从不轻率。它们不得不对那些夸大它们能用特殊伎俩(特别是当

这种伎俩含有反社会的因素时)来提高工资的人存有戒心。的确,不受指责的运动是极其罕见的。

  差不多在各种伟大的事业中,总潜伏着一些破坏作用。不过这种弊害不应加以曲解,而应慎重检验,以收息事宁人之效。

  第八节 续前。

  职工会借以取得它们按平等条件和雇主谈判的权力的主要手段是关于对某工种一小时工作或对某种计件工所应付的标准工资的“共同章程

”。习惯和法庭对工资的那种相当无效的规定,虽然阻止了工人的闹事,但也保护他使不受极端的压迫。但当竞争成为自由竞争的时候,无组

织的工人在同雇主议价时却处于不利地位。因为甚至在亚当·斯密那个时代,雇主们一般都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协定,雇用劳工不得争相抬价。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单独一个厂往往能雇用几千工人的时候,它本身就变成一种紧密而巨大的议价力量,而为小职工会所不及。

  的确,雇主们在不争相抬价方面的协定和谅解并不是普遍的,而且也往往得到破坏或回避。的确,如追加工人的劳动纯产品大大超过他们

所得的工资,则贪婪的雇主不顾同业的愤慨,用较高的工资把工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确,在先进的工业地区,这种竞争足以保证大量工人

的工资不能长期大大停留在他们纯产品的等价之下。有必要在这里重提这一事实,即一个具有正常效率的工人的工资所接近的那种纯产品,是

一个具有正常效率的工人的纯产品:因为有些主张厉行章程的人曾确实认为,竞争有使有效率的工人的工资和无效率的工人(他的效率如此不

高,以致雇主刚能雇用他)的纯产品相等的趋势。

  但事实上竞争并不起这样的作用。它并没有使相同职业中的周工资相等的趋势。它有使周工资和工人们的效率相适应的趋势。如果甲将从

事的工作为乙的两倍,则是否增雇工人尚犹疑不定的那个雇主以四先令雇用甲和各从两先令雇用两个乙是同样有利的交易。决定工资的因素可

以从从四先令雇用甲和以二先令雇用乙的那一边际场合同样清楚地看出来。

  第九节 续前。

  一般说来,职工会通过运用那种使工作和工资趋向真正标准化的章程,特别是当伴以尽量发展国家资源,从而增进国民收入的增长的真诚

努力时,而既对自己有利,又对国家有利。工资的任何上涨,或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它们用这些合理方法所能获得的就业,多半对社会福利有益

,它多半不会挫伤企业心,不会使那些大政治家的步调失调,也不会使资本大量外流。

  而运用趋向于错误标准化的章程时,情况却有所不同。它有使雇主对较无效率的工人和对较有效率的工人支付同等工资的趋势;或它阻止

任何人担任他所能胜任的工作,理由是这种工作在技术上不属于他的范围之内。这样来运用章程显然是反社会的。采取这种行动的确比表面上

看来也许有更坚强的理由,但是这些理由的重要性往往由于职工会人员对他们所负责的组织上的技术完善的热忱而有所夸大,因此,那是这样

一些理由,外界批评虽不表同情,对它们却也许有用。

  我们可以首先讨论一个现在意见分歧比较小的突出事例。

  在职工会还不懂得充分自尊的时代,错误标准化的形式屡见不鲜。对使用先进生产方法和机器曾多方刁难;并且企图对一种工作按久已过

时的方法完成时所用劳动的等价来规定它的标准工资。这又有维持有关工业特定部门中的工资的趋势;但这只有通过大大缩减生产的政策才能

办到,这种政策如普遍成功,就会大大降低国民收入,并减少全国按适当工资的一般就业量。杰出的职工会活动家由于禁止使用这种反社会的

措施而对国家的贡献,是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的。虽然某一开明工会部分地脱离它的高尚原则,引起了1897年工程业中的大纠纷,但是这种错误

很快地得到克服,至少在其主要方面是如此。

  此外,与错误标准化有关的,至今仍为许多职工会采用的一种办法是,坚持使一个不复能从事一整标准劳动日工作的年长工人取得全部标

准工资。这种做法使该业的劳动供销稍受限制;而似乎对实行它的那些人有利。但是它不能长期限制人数:它对职工会福利基金的压力往往很

大,因此,即使从纯粹自私的观点来看,这种做法一般也是鼠目寸光的。它大大降低国民收入,并使年长的工人在无聊的闲散和不适于自己的

那种艰苦劳动的勉强挣扎中任选其一,它是苛刻的,反社会的。

  让我们来考察一个更加可疑的事例。划定各群工人职能的界限是实行章程所必要的。每个城市技工应力求精通某部门的工作,自然对工业

的进步有利。但是一个好的原则往往被实行得过火,而产生弊端,如果一个工人不准做他所从事的对他来说是相当容易的某一部分工作,借口

是这种工作在技术上属于另一个部门。这种禁止在生产大批同类商品的厂中为害较小。因为在这些厂中有可能把生产任务安排得对许多不同工

种的每种工人大致雇用一个整数,所谓整数是指其中没有在别处谋部分生计的各种工人。但是这种禁止对小雇主,特别是对那些居于在一二代

内能导致有助于国家领导地位的那些伟大成就的阶梯的最低级的人的压力很大。即使在大厂中,这种禁止也增加了这样的机会,即当时很难为

自己找到工作的人,将被送往别处谋职;从而,在短时期内扩大了失业队伍。这样看来,划定界限,如适可而止,对社会是一件好事,如为它

所提供的技术上的小心利益而走向极端,就变成了坏事。

  第十节 与货币购买力特别是商业信用的变动相联系的困难。

  其次我们可以考察一个更加微妙而困难的问题。那就是共同章程似乎失灵的问题。其所以失灵,并不是由于对它的运用粗暴,而是由于它

所解决的任务要求它比现在或比所能拟定的在技术上要更加完善。问题的焦点在于标准工资是用货币来计算的。因为货币的实际价值前十年与

后十年有所不同,并且年年都有急剧的波动,所以僵硬的货币标准不能成为真正的标准。使这种标准具有适当的灵活性,如果不是不可能的,

也是困难的。这就是反对极端运用共同章程的一个理由,因为这将不得不使用如此僵硬而不完善的一个工具。

  上述考虑之所以更加迫切,是由于这一事实,即在短时期内使价格上涨并使货币购买力下降的信用膨胀的过程中,职工会有要求增加标准

货币工资的自然倾向。那时雇主们甚至对那些尚没有达到完全正常效率水平的工人也情愿支付很高的工资(用实际购买力计算很高,而用货币

计算则更高)。

  这样,只具有二等效率的工人也获得很高的标准货币工资,实现了参加职工会的愿望。但是不久信用膨胀停止,继而出现了衰退,物价下

落,货币购买力上升,劳动的实际价值下降,而它的货币价值降得更快。膨胀时期所形成的货币工资的高标准,现在高得甚至使那些充分有效

率的人也不能提供适当的利润。而在效率水平以下的那些人更不值这种标准工资了。

  这种错误的标准化对该业有效率的成员并不纯粹是一种灾难,因为它有使对他们劳动的需求增加的趋势,正如年长工人的被迫赋闲使对他

们劳动的需求增加一样。但是只有通过缩减其他工业部门的生产,从而缩减它们的劳动需求,才能有这样的增加,职工会越坚持这种政策,国

民收入所受的损害越大;而按适当工资的全国就业总量就越小。

  如果各工业部门发奋建立几种劳动效率标准和相应的工资标准,一俟物价高涨的巨潮过去以后,就赶快降低适应这种暴涨的高额货币工资

标准,则在长期内各部门都会获得较大的利益。这种调节是有许多困难的。但是如果对通过阻碍任何工业部门的生产而取得的高额工资势必增

加其他部门的失业人数这一事实有普遍而明确的认识,则也许会很快获得这种调节。因为对失业唯一有效的药方就在于不断地使手段和目的相

适应,这样才能使信用建立在相当可靠的预料这个坚固基础上面;信用的任意膨胀(一切经济病症的主要原因)才可以限制在狭隘的范围内。

  这个问题在这里不便加以论证。但是略需加以解释。穆勒说得好,“构成商品支付手段的东西仅仅是商品而已。各人用以购买他人产品的

支付手段是由他所拥有的那些东西构成的。一切卖主不可避免地都是买主(就此词的意义来说)。如果我们能把全国的生产力立即增加一倍,

那末,我们就会使各个市场的商品供应增加一倍,但是同时我们会使购买力增加一倍。各个人的供给和需求都增加一倍,各个人所能买的东西

增加一倍,因为各个人拿出交换的东西也增加一倍”。

  虽然人们有购买能力,但是他们也许不愿使用它。因为一旦破产动摇了信心之后,资本便不被用来成立新公司或扩大旧公司。兴修铁路,

无人问津,船只停航,新船定单绝迹。

  对掘凿机的工作几乎没有任何需求,对建筑业和发动机制造业的工作的需求也不大。总之,在任何生产固定资本的企业中,工作很少。这

些行业中的资本家和熟练工人所赚极少,从而购买其他行业的产品也极少。其他行业发觉它们的商品销路很小,生产减少;它们的收入减少,

因此,它们的购买量也减少。对它们的商品的需求减少,使它们对其他行业的商品的需求也减少。商业恐慌弥漫全国,一业的恐慌使他业失常

,而他业又对它起着反作用,并加深它的恐慌。

  这种灾难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信心。如果信心可以恢复,并用它的魔杖触动所有的工业,使它们继续它们的生产和它们对其他各业商品的需

求,则这种灾难大都会立即消失。如果生产直接消费的各业同意继续开工,并像往常一样互相购买商品,那末,它们就会互相提供获得适当利

润率和工资率的手段。生产固定资本的那些行业也许不得不等待较长的时间,但是当信心恢复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有资可投的那些人决定了如

何投资的时候,它们也会获得雇用的。有信心就会使信心更足;信用增加了购买手段,从而物价有所回升。已开业者会获得适当的利润,新公

司将要成立,旧企业将要扩大;不久甚至对那些生产固定资本的企业的工作也有适当的需求。关于重新全部开工并为自己的商品相互提供市场

一事,各业当然是没有正式协定的。但是工业的复苏是通过各业信心的逐渐而往往是同时的增加来实现的;一俟商人们认为物价不会继续下降

,工业就开始复苏,而随着工业的复苏,物价上涨。

  第十一节 关于社会进步的可能性的临时结论。国民收入的平均分配会降低许多技工家庭的收入。社会的最低层需要加以特殊对待。但是

提高非熟练劳动的工资的捷径,莫过于使各阶层人民的性格和才干受到如此完备的教育,以致一方面它大大减少那些只能胜任非熟练劳动的人

的数量,另一方面增加那些善于进行独立思考(这是人对自然控制的主要源泉)的人的数量。而真正的高生活程度是不会达到的,除非人学会

了善于利用空闲时间:这是剧烈的经济变革为害的许多迹象之一,如果这些变革超过了人类从长期自私自利和斗争中继承下来的那种性格的逐

步转变。

  分配论研究的主要意义是使我们知道:现有的社会经济力量使财富的分配日趋完善;这些力量是经常起作用的,日益壮大的;它们的影响

大多是积累性的;社会经济组织比乍看起来要更加微妙而复杂;考虑不周的巨大改革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它特别提醒我们,政府占有全部生产

资料,即使这种占有是逐渐地稳步地实现的,像较负责的“集体主义者”所提倡的那样,对社会繁荣的损害比初看起来要大得多。

  从国民收入的增长取决于发明的不断进步和费用浩大的生产设备的不断积累这一事实出发,我们不得不想到,使我们驾驭自然的无数发明

差不多都是由独立的工作者所创造的;全世界的政府官吏在这方面的贡献是比较小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集体所有的几乎全部贵重生产设备

,是用主要借自企业家和其他私人储蓄的资金购置的。集权政府在积累集体财富方面有时也作了巨大的努力,也许可以指望,在将来先见和忍

耐将成为大部分劳动阶级的共同财产。但是事实上,把进一步控制自然界所需要的资金的积累委托给一个纯粹的民主政府,也会引起巨大的风

险。

  因此,显然有很强烈的理由害怕,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除非在实行以前,全体人民已养成现在比较罕见的那种忠于社会福利的能力,

会挫伤人类的积极性和阻碍经济的进步。虽然这个问题此刻不能加以讨论,但是它也许把私人和家庭生活关系中最美丽而和谐的东西毁其大半

。这些就是使那些慎重的经济学家一般认为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条件的急剧改造是害多益少的主要理由。

  此外,我们不得不想到,国民收入的分配虽有缺点,但不像一般所说的那样多。实际上英国有许多技工的家庭,美国这种家庭甚至更多(

尽管在那里曾发现了巨大的宝藏),它们会因国民收入的平均分配而受到损失。因此,人民群众的境遇虽然通过废除一切不均而在短时间内自

必有很大的改善,但是甚至暂时也决不会改善到社会主义者所憧憬的那种黄金时代给他们规定的水平。

  但是这种审慎的态度并不意味着对现时财富分配不均的默认。许多世纪以来,经济科学越来越相信,极端贫困伴随着巨大财富是没有实际

必要的,从而,在伦理上是不对的。财富的不均,虽没有往往被指责的那样厉害,确是我们经济组织的一个严重缺点。通过不会伤害人们的主

动性,从而不会大大限制国民收入的增长的那种方法而能减少这种不均,显然是对社会有利的。虽然算术提醒我们,把一切所得提高到超过特

别富有的技工家庭业已达到的那种水平,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到该水平的应加以提高,甚至不惜在某种程度上降低该水平以上的所得,自然是

合算的。

  第十二节 续前。

  对那些在体力上、智力上和道德上都不能做一整日工作赚一整日工资的“社会残渣”(它的人数很多,虽然现在有不断减少的征兆),需

要采取迅速措施。这个阶层,除了那些绝对“不能就业的”人以外,也许还包括一些其他的人。但那是一个需要特殊处理的阶层。经济自由制

度对那些身心健康的人来说,不论从道德或物质的观点来看也许是最理想的制度。但是那些社会残渣却不能善于利用这种制度。如果让他们按

自己的方式教育儿童,则盎格罗撒克逊的自由通过他们势必贻害后代。把他们置于像德国所流行的那种家长制纪律之下,对他们有利,而对国

家更有利。

  要解决的祸害是如此紧急,以致迫切地需要一种反祸害的有力措施。这样一个建议很早就引起学者的注意,即:政府当局给男工和女工都

规定一种最低工资,在这种工资以下,他或她都可以拒绝工作。如果行之有效,则它的利益是如此之大,以致人们会欣然接受,而不顾它会引

起某些副作用,和在某些毫无理由的场合下把它用作要求严格的虚拟工资标准的手段。虽然最低工资计划的细节,最近,尤其是近二、三年以

来,曾有很大的改进,但是它的基本困难似乎还没有得到正视。除了澳大利西亚的经验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经验可作为我们的借鉴,在那里,

每个居民都是大地产的部分所有者,近年来,有许多年青力壮的男男女女都移居到那里。而这种经验对我国人民来说也用处不大,因为他们的

活力曾为过去的济贫法和谷物条例所伤,为工厂制度(当不理解它的危险时)的滥用所害。任何实用可行的计划必须建立在对那些赚不到最低

工资,从而不得不请求国家补助的人的人数统计上面;特别要查明其中有多少人大体上可以维持生活,如果可能听其工作并在许多场合下以家

庭而不以个人来调节最低工资的话。

  第十三节 续前。

  讲到那些身心相当健康的工人,大致可以作这样的估计。

  只能胜任非熟练劳动的约占人口的四分之一。适宜于低级熟练劳动,而不适宜于高级熟练劳动,又不能在责任重大的岗位上行动迅速自如

的,占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如果一世纪以前在英国进行同样的估计,则比例会截然不同。除普通的农业工作外,不适宜于任何熟练劳动的,

也许占人口的一半以上,而适宜于高级熟练劳动或责任重大的工作的,也许还不到人口的六分之一。因为那时并不把人民教育当作国家的义务

,和对国家的一种经济。如果这是唯一的变动,那末,非熟练劳动的迫切需求势必迫使雇主对它支付几乎和对熟练劳动一样的工资。熟练劳动

的工资会略有下降,而非熟练劳动的工资会上升,直至这两种工资大致相等为止。

  尽管如此,非熟练劳动的工资涨得比任何其他劳动的工资,甚至比熟练劳动的工资还要快些。如果完全非熟练劳动的工作没有被自动机器

和其他机器代替得甚至比熟练劳动的工作还要快,那末,这种工资平均化运动也许会进行得更快些。因此,现在完全不需要技术的工作比以前

要少些。的确,有几种历来属于熟练技工的工作现在所需要的技巧不及以前那样高,而相反地,所谓“非熟练”工人现在往往所须操纵的工具

是这样的精巧昂贵,以致不便为一世纪以前的英国普通工人或现在某些落后国家的人民所应用。

  这样看来,机械进步是各种劳动报酬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差别的一个主要原因;初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严重的控诉,其实不然。如果机

械进步慢得多,即非熟练劳动的实际工资比现在要低些,而不会高些。因为国民收入的增长会受到如此大的限制,以致甚至熟练工人也不得不

对一小时工作的所得还不及伦敦瓦工六便士的实际购买力而感到满足,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当然还会更低一些。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倘生活

上的幸福取决于物质条件,则收入足以提供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之时,可以说是幸福开始之日。此后,收入增加一定的百分比,将增加大约等

量的幸福,不论收入何似。这种粗浅的假设导致这一结论:贫苦阶级中实际工人的工资(比方说)增加四分之一,对总幸福的增益,比其他阶

级中相同人数的收入增加四分之一要大些。这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它阻止了绝对的痛苦,消除了堕落的积极因素,并通向幸福之路,而这是收

入的其他比例增加所不及的。从这点来看,贫苦阶级从机械和其他方面的经济进步中所获得的实际利益,比他们的工资统计数字所代表的要大

些。但是力求用这样低的成本来进一步增加福利仍是社会的当务之急。

  可见,我们必须力求使机械的进步大力向前发展,并减少不能从事任何技术性工作的劳动供给,以便使全国的平均收入增加得甚至比过去

还要快些,使每个非熟练工人的收入份额增加得更快些。为了这个目的,我们需要向近几年来的那种方向迈进,但须更加努力。教育必须更加

普及。学校教师必须懂得他的主要任务不是传授知识,因为几先令买来的报刊上的知识一个人的头脑就容纳不了。他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个性、

能力和才干;因此甚至那些轻率的父母们的子女也有机会被培养成下一代的审慎的父母。为了这个目的,必须大量使用公款,而这种公款必须

用来提供新鲜的空气和场所,以供工人阶级住宅区的儿童作有益的游戏。

  这样看来,国家似乎需要对贫苦的工人阶级本身无法举办的那种福利要大力资助,同时要坚持室内必须清洁,适于日后成为强壮而有责任

感的公民居住之用。每人应有若干立方呎空气的强迫标准必须加以稳步提高,这和不准建造房前房后没有适当空地的高楼的规定结合起来,将

加速工人阶级从大城市的中心市区移向可能有较空旷场所的那些地方。同时国家对医药卫生的补助和管理将在另一方面减轻贫苦阶级的儿童迄

今所受的压迫。

  非熟练工人的子女有必要培养得能够赚取熟练劳动的工资;而熟练工人的子女有必要用同样的方法培养得能够担任更加负责的工作。挤入

中下阶级,对他们不但不利,而确实有害。因为,如所指出的,只会书写和记帐实际上属于比熟练手工劳动还要低一级的劳动,它过去之所以

高于熟练手工劳动,只是由于普及教育曾被忽视。

  任何一级的儿童挤入高于他们的那一级,对社会往往既有利,而又有害。但是我们现在那个最贫困的阶级的存在确是一种罪恶,促进该阶

级人数增加的事,不应当做,而应当帮助不幸生而为该阶级的那些儿童来摆脱这个阶级。

  在上层技工中有广阔的天地;而在上层中产阶级中对后进者也有广阔的天地。正是由于这个阶级的卓越人物的创造和智慧,才出现了大多

数的发明和改良,而这些发明和改良使今天的工人有可能拥有几代以前最富的人也不常有的那些安逸品和奢侈品。没有它们,英国甚至不能给

她现在的人口提供充分的普通食物。如任何一个阶级的子女厕身于那些从事新发明并把这种发明应用在实际建设上的一小群人之中,那确是一

种纯粹的巨大收获。他们的利益有时很大,但是他们为世界赚得的也许比为自己多一百倍以上。

  的确,许多巨大的财富是由投机,而不是由真正建设性的劳动得来的。这种投机大多是和反社会的策略,甚至和对一般投资者所凭恃的那

些消息的蒙蔽分不开的。补救的方法不易,也许永不会完善。用简单的法令来控制投机的那种草率的作法,结果不是无效,就是有害。但这是

经济研究的那种日益壮大的力量有希望在本世纪对世界作出巨大贡献的问题之一。

  在许多其他方面,祸害可以通过对社会在经济上的慷慨捐输的广泛认识而有所减轻。富人对社会福利的热心,可以大大有助于收税人尽量

利用富人的资金来为穷人谋福利,并可以消除贫困之害。

  第十四节 续前。

  上面讨论了财富的不均和贫苦阶级的微薄收入,特别提到了它们使人不能满足需要和阻碍自然发育的种种影响。但是这里如往常一样,经

济学家不得不提请注意的一个事实是,正确地使用一个家庭的收入和利用它所拥有的机会的那种能力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级的财富,是各阶级极

其罕见的一种财富。甚至英国各劳动阶级每年用得不当钱约有一亿镑,其他阶级约有四亿镑。虽然缩短劳动时间在许多场合下的确会减少国民

收入,降低工资;但是大多数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也许更加理想,如果所引起的物质收入的损失可以全由各阶级抛弃那种最无谓的消费方法来补

偿,如果他们能学会善于利用自己的闲暇。

  但遗憾的是,人性的改善很慢,在任何方面都没有比在学会善于利用闲暇这方面慢了。在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和各个社会阶层里,懂得善

于工作的人比懂得善于利用闲暇的人要多得多。但是另一方面,只有通过有利用闲暇的自由,人们才能学会善于利用闲暇。没有一个缺乏闲暇

的体力劳动者阶级,能够具有高度的自尊并成为完全的公民。在使人精力疲竭而无教育意义的工作之后,有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高等

生活程度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这个场合,像在所有类似的场合一样,正是青年人的能力和才干对于道德家和经济学家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我们这一代最迫切的任务

是给青年人提供发展其所长并使其成为有效率的生产者的各种机会。而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主要条件是长期免于机械劳动的自由;和有上学与

进行各种有助于个性发展的游戏的充分时间。

  即使我们只考虑到那些因生活在父母都过着不幸生活的家庭而使青年所受的损害,对他们加以适当的体恤对社会也会是有利的。能干的工

人和优秀的公民多半不是来自那些母亲白天大部分时间不在家,或父亲不到半夜不回家的家庭。因此,社会即使与限制那些守矿车者和工作本

身并不繁重的其他人员的过长的值班时间,一般也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第十五节 续前。

  在讨论使各种不同工业技巧的供给和需求相适应的困难时,曾要求我们注意这一事实,即这种适应不会完全准确,因为工业方法的变动很

快,而工人的技巧在他掌握以后还要用四十年,甚或五十年。上述困难的关键多半在于生活习惯和思想情感的持久性。如果我们的股份公司、

铁路或运河的组织有缺点,我们用一二十年的时间就可以把它纠正过来。但是在几世纪以来的战争、暴力和卑鄙下流的放荡行为中形成的那些

人性因素,用一代的时间也是不能大大加以改变的。

  现在像往常一样,那些高尚而热心的社会改造家们曾给他们的想像所便于虚构的那种制度下的生活描绘了美丽的图景。但那是一种不负责

任的想像,其所以不负责任,就在于它从这一虚伪的假设出发,即在新制度下人性将迅速改变,而这种改变在一世纪内,甚至在有利的条件下

也是不可企求的。

  如果人性可以得到这样理想的改造,那末,即使在现存私有财产制度下,经济上的慷慨捐输也会在生活中占统治地位。而源于人类天性的

那种私有财产就成为无害的了,同时也成为不必要的了。

  因此我们有必要来提防那种夸大我们时代的经济灾难并忽视以往更严重的类似灾难的诱惑;尽管某些夸张在短时间内可以刺激我们和其他

的人更加坚决地要求立即消除现有的这种灾难。但蒙蔽正义事业的真相和蒙蔽利己勾当的真相同样有害,而往往更加愚蠢。悲观主义者对我们

时代的描绘,再加上对过去幸福的那种浪漫的夸张,必然有助于抛弃那些工作虽缓但是踏实的进步方法,有助于轻率地采纳许下更大诺言的其

他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像江湖医生的烈性药一样,在立见微效的同时,却播下了长期到处腐烂的种子。这种不耐的虚伪为害之大仅次于这样一

种道德上的麻痹,即在我们现代资源和知识的条件下,对不断毁坏无数生命中值得拥有的一切处之泰然,并以我们时代的灾难总不及过去这种

感想来安慰我们。

  现在我们必须结束我们的这部分研究。我们所得到的实际结论很少,因为在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以前,一般有必要来考察它的经济全貌,更

不用说它那伦理方面和其他方面了。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经济问题多少直接地取决于信用,对外贸易和垄断组织的现代发展的错综作用和反

作用。但是我们在第五篇和第六篇中所讨论的那些问题,在某些方面是整个经济学领域中最困难的问题,懂得它们就可以研究其他问题了。


84#
 楼主| 发表于 2009-12-17 16:25:47 | 只看该作者

经济学原理--附录一 自由工业和企业的发展

附录一 自由工业和企业的发展

  第一节 在首先发生于温带的文明的早期阶段,自然因素的作用极其强烈。

  第一篇第一章的最后一节指出了附录一与附录二的目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这两个附录的导论。

  虽然历史上主要事件的近因,可以用各个人的行为去说明,但是,使这些事件成为可能的大多数条件是来自传统制度、种族的气质和自然

环境的影响。而种族的气质主要是在悠久的岁月中由个人的行为和物质原因所形成的。强大的种族,不论在事实上或名义上,往往出自体质强

壮,性格慓悍的祖先。使一个种族在平时和战时都强盛的那些因素,往往是由于少数大思想家的智慧,他们用道德上的戒律,也许用无形的影

响,解释了并发展了它的习俗和制度。但是,如果气候对人的体质不利,则这些东西是不能有所作为的。自然的恩赐,它的土地、河流和气候

决定着种族所事的性质,从而,给予社会政治制度以一定的特征。

  当人尚处于野蛮时期,这些区别并没有清楚地显现出来。我们关于野蛮人部落的习惯虽然知道的很少,也不可靠,但就我们所知道的也足

以肯定,这些习惯在许多不同的细节中却具有普遍的一致性。不论他们的气候和他们的祖先如何,我们发觉野蛮人是在习惯和冲动的统治下生

活的;从不为自己开辟新途径;从不为遥远的未来打算,甚至也很少为最近的将来预作准备;尽管他们受着习惯的支配,但由于一时的冲动而

往往变化无常;有时也准备进行最艰巨的努力,但不能长期坚持扎扎实实的工作。尽量避免繁重的任务;而那些不可避免的工作是由妇女的强

迫劳动来做的。

  正是当我们从野蛮人的生活转向早期文明时才使我们不得不注意自然环境的影响。这部分原因是由于早期的历史贫乏,很少告诉我们指引

和操纵民族进步的进程,以及加速和阻碍它的那些特殊事件和个性坚强的影响。但主要原因是由于在人类进步的这个阶段上人同自然作斗争的

能力是薄弱的,没有它的慷慨赐与,人是什么也做不成的。

  自然在地球面上划出少数几个地方,特别适于人最初从野蛮状态分离出来;而文化和工艺的萌发正是由这些得天独厚地区的物质条件所培

育出来的。

  除非人的劳动除提供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外,还绰绰有余,甚至最简单的文明也是不可能的;超过生活必需品的某些剩余,是维持那种进步

借以发生的脑力劳动所必要的。因此,差不多所有的古代文明都产生在气候温和的地方,在那里,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东西很少,而自然甚至对

最粗陋的耕作也提供了丰厚的报酬。它们往往聚集在大河的两岸,河灌溉了土地,并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统治者一般都是新近从遥远的异乡

或附近的山区之比较寒冷的气候中来的。因为温和的气候有损于人的精力;而使他们有可能进行统治的那种力量,差不多都是由他们故乡比较

温和的气候中来的。的确他们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在他们新迁来的地方保存了好几代,同时靠被征服民族的剩余劳动生产物过着奢侈的生活;

并把自己的才能多用于统治者、战士和牧师的工作上。最初他们是愚昧无知,但很快学会了他们应该向臣民学的一切东西,而且超过了他们。

但是,在文明的这个阶段上,文化人只限于少数的统治者,而在劳苦大众中间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此中原因是,作育早期文明的那种气候也必然使它衰落。在较寒冷的气候中,自然提供了一种使人精神焕发的气氛;虽然人们最初进行了

艰苦的斗争,但是,随着他们知识的增进和财富的增加,人们是能够丰衣足食的;在后一阶段,人们给自己建造了宽大而坚固的房屋,而这些

房屋是在天气严寒使几乎一切家务和社交活动都需要有房屋庇护的那些地区的文化生活所最必需的。但是,生命充沛所必要的那种令人精神焕

发的气氛,如自然不加施舍,是完全无法得到的。尽管在热带的阳光下可以看见进行艰苦体力劳动的工人,尽管手工业者卓具匠心,尽管圣人

、政治家和银行家机警而伶俐,但气候酷热使艰苦持续的体力劳动和高度文化活动不相容。在气候和奢侈的共同影响下,统治阶级逐渐丧失了

自己的元气;他们中间能成大事的也愈来愈少。最后,他们被那多半来自较寒冷气候的强大民族所推翻。有时候他们形成一个前此为他们所统

治的人和他们的新统治者之间的中间阶层;但更常见的是,他们湮没在那无精打采的人民大众之中。

  这样的文明往往有许多是哲学史家感到兴趣的东西。它的全部生活几乎无意识地浸透了少数的简单思想,这些思想交织得十分和谐,像东

方地毯那样美丽动人。从民族、自然环境、宗教、哲学和诗歌的共同影响以及战争和坚强个性的共同影响中说明这些思想的根源,一定有许多

可学的东西,所有这些在许多方面经济学家都可以借鉴;但是,它不能直接阐明经济学家所专门研究的那些动机。因为在这样的文明中,最有

能力的人都轻视劳动;没有那种热气腾腾的自由工人,也没有那种冒险的资本家,被人卑视的劳动是由习惯所调节的,甚至把习惯看成是免受

暴虐无理的唯一护身符。

  绝大部分的习惯无疑只是压迫和迫害的具体形式。但只具有摧残弱者的作用的那套习惯,寿命是不长的。因为强者靠着弱者过活,没有他

们的支持,强者是无力自持的;如果他们所组织的社会活动使弱者负担过重,无以复加,从而,也就毁灭了他们自己。因此,经得起时间考验

的那些习惯,总是含有保护弱者免于遭受随意损害的规定的。

  实际上,当经营的事业很小,没有有效竞争的余地时,习惯不仅是防御比他们强的那些人所必要,而且甚至是防御他们同行邻里所必要的

一面挡箭牌。如果乡村的铁匠除了本村就无法出售自己的犁头,而如果那个村子除了向他就无法买到犁头,那末,由习惯规定一个适当的价格

水平,对大家都是有利的。这样,习惯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在进步的初期,没有什么东西有使那种原始习惯破坏的趋势,而这种原始习

惯是把革新者视作异端或敌人的。这样,经济原因的影响就被抛到幕后,那里它们是在确实而缓慢地起着作用。它们用了几世纪而不是几年才

产生了自己的影响。它们的作用微妙得往往为人所忽略,除了那些通过对现代类似原因的更加显著而迅速的作用进行观察,从而知道在何处寻

找它们的人以外,它们几乎是不易为人所察觉的。

  第二节 所有权的分割加强习惯势力并抵抗各种变革。

  早期文明中的这种习惯势力,既是个人财产权限制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就一切或多或少的财产,特别是土地来说,个人的权利一般是

从家族和家庭(从这个词的狭义来说)的那些权利中来的,并且受着它们的约束,而且处处都得服从它们。家族的权利同样服从村社的权利;

而村社,根据传说(如果不是事实的话)往往只是一个扩大和发展了的家庭罢了。

  的确,在文明的初级阶段,极力想摆脱人们中间所流行的常规的人也许极少。尽管各个人对他们的财产的权利有明确而完善的规定,他们

也许不愿把自己置于他们那敌视革新的邻人的愤怒之下,也不愿受到那种针对任何自诩为比自己祖宗高明的人而发的嘲笑。但是,比较胆大的

人也许会想到许多小的改变;如果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可以随便进行试验,则那些改变也许会渐渐地,几乎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直至一般常规

变得足以使习惯上的规定难以分辩并使个人选择有很大的自由为止。但是,当各个家长被视作唯一的长辈和家产的经管人时,稍微离开祖先的

陈规陋俗,就会遭到那些有权顾问一切琐事的人的反对。

  此外,在家长反对的背后,还有村社的反对。因为虽然在短时期内家家都有固定使用的耕地,但是,许多操作一般都是共同进行的,因此

,在同一时间内人人都必须做同样的工作。当每一块田地轮休时,它就变成公共草地的一部分;村社的全部土地经常重新分配。因此,村社显

然有权禁止任何技术革新;因为那种革新也许妨碍他们集体耕作的计划;也许最后破坏土地的价值,从而,当下次重新分配时,使他们遭受损

失。因此,往往有一套极其繁琐而复杂的规定,它把各个农户束缚得如此之紧,以致甚至在最细小的工作上他都不能行使自己的判断和抉择。

这也许是阻滞人类自由经营精神的发展的所有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不妨指出,财产的集体所有制是同弥漫在许多东方宗教中的那种无为

主义相调和的;它在印度人中间的长期保留,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的宗教经卷中所宣扬的那种静寂主义。

  人们对习惯加于价格、工资和地租的影响也许作了过高的估计,而对它加于生产形式和一般社会经济布署的影响也许又作了过低的估计。

在一种场合下,这些影响是明显的,但不是累积性的,而在另一种场合下,它们是不明显的,但是累积性的。这几乎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即某

种原因的结果,虽然在任何一个时间是很小的,但如不断地向着同一方向发生作用,则它们比乍看起来似乎可能有的影响要大得多。

  不论早期文明中习惯的影响有多么大,而希腊人和罗马人却充满了进取精神,他们对我们认为很有趣味的那些经济问题的社会方面为什么

如此漠不关心,这倒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三节 希腊人把北方人的精力和东方文化结合起来,但他们把劳动看成是专门属于奴隶的事情。

  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大多在大河流域,它的平原因受灌溉之利,很少受到饥荒的袭击,因为在不缺乏热度的那种气候中,土壤的肥沃度几乎

是和它的温度成正比例而变化。大河也提供了有利于简单的作业分工和劳动分工的交通上的便利,且不妨碍借以维持中央政府暴力的大军的调

动。的确,腓尼基人靠海为生。这个伟大的塞姆族在为各民族自由往来所创造的条件方面,以及在传播书法、算术和度量衡的知识方面,都作

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们主要从事于商业和工场手工业。

  充分享受海上的自由,并把旧世界高尚的思想和优美的艺术吸收在他们的自由生活中,就有待于希腊人的创造精神了。他们在小亚细亚、

马格那、格来细亚和希腊本部的无数殖民地在向他们起来的新思想的影响下使他们的理想得到自由的发展;因为这些殖民地彼此之间以及和原

来的学术中心保持经常的接触,彼此交流经验,取长补短,而不受任何权威的束缚。他们的精力和进取心,不是被传统习惯的重负所压服,而

是用来建立新的殖民地和自由地创造新的观念。

  他们的气候使他们无须进行艰巨的劳动;他们把那些必要的繁重工作交给奴隶来做,而使自己浸于沉思默想之中。衣、住、取暖所费无几

;他们那晴朗而温暖的天空,使他们惯于室外生活,从而,使社交和政治活动便于进行,且不费钱。而地中海的凉风使他们的体力这样振作,

以致他们许多世纪都没有丧失他们从北欧家乡所带来的那种坚忍不拔的性格。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孕育了各种各样的美感,出现了奇妙的幻想

,和创造性的思维,热中于政治生活,和个人乐于服从国家,而这是空前绝后的。

  在许多方面,希腊人比中世纪欧洲各民族还更接近现代;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我们的时代还要进步。但是,他们没有获得人之所以为人的

尊严概念;他们把奴隶制度看作是天定的,他们容忍农业,但认为所有其他行业都是可耻的;他们对我们时代认为有莫大兴趣的那些经济问题

,不是知之甚少,就是一窍不通。

  他们从来没有感到贫困的极度压迫。土地和海洋、阳光和气候一起都使他们易于获得完美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甚至他们的奴隶也有学

文化的大量机会。不如此,就无所谓希腊人的性格了,世人直到那时所受的教益也就无须加以严重地考虑了。希腊人的卓越思想,使它成为后

代许多大思想家进行研究的试金石。古代学者对经济学研究的不耐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希腊人对企业上的操劳和琐务感到的那种不耐烦。

  但是,从希腊的衰亡中也许可以学到一些教益。希腊的衰亡是由于缺乏完成目的的坚毅热忱;而任何民族如无勤劳锻炼就不能把它保持许

多世纪。在社会和文化方面,他们是自由的,但他们不懂得好好运用他们的自由;他们优柔寡断,没有坚定不移的决心。他们领会力很强,也

时刻准备推陈出新,这都是企业心的要素,但他们没有固定的目标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温暖宜人的气候逐渐地使他们体质的力量松弛;他们对

来自艰苦工作中的那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力等闲视之,而最后却沉沦于无聊的琐事之中。

  第四节 罗马与现代的经济条件的相似是表面的;但是斯多噶学派和晚期罗马法学家的世界经验对经济思想与经济行为产生了巨大的间接

影响。

  文明向西再扩展,就到达它的下一个中心罗马。罗马人是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正像希腊人一样,他们尽可能把工作

交给奴隶来做。但是,在其他许多方面,罗马人却和希腊人截然不同。和雅典人生活中的那种充沛有力以及和他们尽量施展自己的才能并发挥

自己特长的那种儿时的喜悦不同,罗马人表现了坚强的意志,铁一般的决心,并具有全面发展的人那种坚定不移的严肃的目的。

  完全摆脱了习惯的约束,他们以前所未有的那种郑重选择精神塑造自己的生活。他们既强且勇,目的坚定,富于机智,行动有序,判断明

确;从而,他们虽酷嗜战争和政治,但经常运用企业上所用的各种才能。

  联合结社的原则也不是未起作用的。尽管自由技工很穷,而行会却相当发达。希腊人从东方所学到的那些企业上的协作方法和用奴隶在工

厂中进行大规模生产的方法,一经输入罗马,就获得了新的力量。

  罗马人的才能和性格特别宜于经营合资的事业;比较少数的富人,不用中产阶级,而辅以奴隶和获得自由的人,就能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

量的海陆贸易。他们使资本成为可憎的东西;但他们却使它具有威力和效率;他们大力发展了借贷工具;部分原因是由于罗马帝国的统一和罗

马语言的普及,在某些重要方面,罗马帝国时代文明世界中的商业和往来,甚至比我们现在还要自由。

  如果我们追忆罗马是怎样大的一个财富中心;罗马人的财产怎样大得可怕(他们只是近来才被超过),而罗马的军民机构和维持它们所需

要的给养以及运输机构又是怎样的庞大,则我们就不会奇怪,许多学者认为他们发现罗马的经济问题和我们当代的经济问题有许多共同之点;

但这种共同性是表面的,靠不住的。它只涉及形式,而没有涉及国民生活的真正的精神。它没有涉及对普通人民生命价值的承认,而这点在我

们时代却给予经济科学以莫大的兴趣。

  在古代罗马,工商业,缺乏它们在现代所具有的那种活力。她的输入品是用武力得来的;而不是用像威尼斯、佛罗伦萨或布鲁日的市民引

以为荣的那些熟练劳动的产品换来的。创办工业和设立交通,唯一的目的在于获利;而商业生活风气因官方的卑视而有所败坏,这种卑视表现

在元老院除对土地以外的各种商业形式所加与的“法律的和实际有效的限制”上。骑士团在包揽租税,劫掠各省,以及后来在取得皇帝的宠爱

中大发横财,他们缺乏一种缔造一个伟大的国家商业所需要的那种一丝不苟的正直精神;最后,私人企业因国运日衰而受到挫折。

  虽然罗马人对经济科学的进步很少有直接的贡献,但是,不管是好是坏,他们却因奠定现代法学的基础而对经济学间接地产生了极其深刻

的影响。罗马的哲学思想主要是斯多噶派;罗马斯多噶派的巨子大多出身于东方。他们的哲学移植在罗马以后,发挥了实际威力,而毫没减少

它的情感强度;尽管它在节欲上持严厉态度,它和现代社会科学的见解却有许多类似之处;罗马帝国的大法律家多数都信仰这种哲学,从而,

影响了后来的罗马法,通过它又影响了所有现代欧洲的法律。罗马国家的力量使国家权利消灭氏族和部落的权利,在罗马比在希腊要早些。但

是,许多亚利安人关于财产的原始思想习惯甚至在罗马也残存了很长的时间。家长对其成员的权力虽很大,而他所支配的财产在很长时间内是

被认为把他看作家庭的代表而不是一个个人而委托给他的。但是,当罗马变成帝国之后,罗马的法律家就一跃而为许多国家的法权的最后解释

者。而在斯多噶派的影响下,他们致力于自然根本大法的发现,而这种法他们认为是隐藏在各种具体的法典之中。这种和偶然的司法因素相区

别的对普遍的东西的追求,使公共持有权(除了当地习惯再没有别的理由)就像春天阳光下的积雪很快地消失了。因此,后来的罗马法,逐渐

而稳步地扩大了契约的范围;使它更加精确,伸缩性更大,力量也更强;最后,几乎一切社会事务都置于它的支配范围之内;个人的财产划分

得十分清楚,他可以任意处理他的财产。现代法律家从斯多噶的各种高尚品质中继承了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从它的严厉的自决中他们获得了明

确规定个人财产权的趋势。因此,我们现在的经济制度中许多好的和坏的方面都可以间接地从罗马特别是斯多噶派的影响中得到说明。一方面

个人在处理自己事务方面的放任自由,另一方面不容许在法律体系所确立的权利的掩护下有任何一点粗暴,而这是确定不移的,因为它的主要

原则是公平合理的。

  斯多噶派从东方家乡所带来的那种强烈的责任感本身也多少含有东方无为主义的气息。斯多噶主义者虽然积极行善,但以脱俗为荣。

  他也分享人生之苦,因为责任使然,但他从不与之妥协。他的生活凄惨而严肃,深觉生活本身的失败而受到压抑。如黑格尔所说,这种内

在的矛盾,除非把德性当作只能用否定自我而达到的那种目的,是不会消失的;从而,追求这种目的,就安于一切社会工作所必然带来的种种

失败。犹太人强烈的宗教情感,为这种巨大的变动铺平了道路。但是,直到基督教因日耳曼民族的爱戴而盛行时,世人并不轻易充分接受它的

精神。甚至在日耳曼各民族之间,基督教的发展也是很慢的。而在罗马灭亡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中西欧处于混乱状态。

  第五节 条顿族不善于向他们所征服的民族学习。撒拉逊人高举学术火炬。

  条顿人虽然刚勇强悍,但很难使自己摆脱愚昧无知和习惯的束缚。给他以特殊力量的那种热诚和孝心多使他过分重视他那家庭和部落的制

度和习惯。没有其他强大的征服民族像条顿族那样不善于从他们所征服的文化较高的弱小民族中接受新思想的了。他们以蛮勇而自豪;多不喜

欢知识和艺术。但学术只能暂时停留在地中海的东岸;直到从南方来的另一个征服民族才使它重新发展起来。

  撒拉逊人热切地学习了他们向被征服民族所应学的最好的东西。

  他们提倡科学和艺术,在基督教世界对学术漠不关心的时候,他们却高举着学术的火炬;这点我们总该是铭诸于心的。但他们的道义性并

不像条顿人那样充沛。温暖的气候和他们宗教上的好色使他们的体力迅速减退;他们对现代文明问题所起的直接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条顿人的开化,进展得较慢,但较稳健。他们把文明传播到北方,那里坚忍不拔的工作和各种健壮的文化形式的逐渐成长是相并而行的。

他们又把文明向西传播而及于大西洋。很早以前就离开大河流域而到达内海沿岸的文明,最后要横渡大洋了。

  但是,这种变迁是慢慢地实现的。新时代中使我们感到兴趣的第一点是,因罗马大一统局面而终止了的城市和国家之间的旧有冲突重新出

现了,罗马的确是一支庞大的军队,城市是它的大本营,而广大的国土却是它力量的源泉。

  第六节 自治只能存在于自由城市。

  还在几年以前,完全直接自治的民主政府在一个大国中是不可能的;它只能存在于城市或很小的国土上。政府必然操于少数人之手,他们

把自己看作是特权阶级,而把劳动者看作是下等阶级。因此,即使劳动者在被容许管理他们自己的当地事务时,也往往缺乏勇气、自信和考虑

,而这些都是企业的要素。实际上,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都直接妨害了工业自由;他们禁止人们自由移动,并征课各种苛捐杂税。甚至下等阶

级中那些名义上自由的人,也受到掠夺,方法是在各种借口下任意罚款和摊税,不公道的裁判,和公开劫掠。这些负担主要恰恰落在比他们的

邻人更加勤俭节约的那些人的肩上。这些人中间,如果乡村得以解放,经营上的进取精神势必逐渐提高,以摆脱传统和习惯的束缚。

  城市居民的情况却迥然不同。那里各工业阶级的力量寄寓于他们的人数;即使当他们不能完全制胜时,他们也不能像他们乡村的那些同行

被看作仿佛和统治者属于不同阶级的人那样。在佛罗伦藏和布鲁日,像在古代雅典那样,全体居民可以听到,有时的确听到政府领导人关于他

们自己的计划和提出这些计划的理由的报告,并且在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前可以表示同意或反对。全体居民有时可以在一起共同讨论当时的社会

工业问题,彼此交换意见,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共同作出决定,并且自己来实行这个决定。但是,在电报、铁路和廉价印刷机的发明以前,

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在广大的区域内进行的。

  借助于电报、铁路和印刷机,国民早晨可以知道政府领导人昨日晚上发表了些什么意见;而在翌日以前,全国对这些意见的看法就人所共

知了。借助于它们,各大职工会的理事会能够以很少的费用把一个困难问题交给全国各地的会员来讨论,并且在几天以内可以得到他们的答复

。即使一个大国现在也可以由人民来治理了;但是,直到现在所谓“民治”实际上只能是或多或少的一种寡头政治;只有那些可以经常到政府

的中心或至少和它保持密切联系的少数人,才能直接参加管理。虽然有一个大得多的人数,他们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足以知道他们的意志实现

到什么程度,但直至几年以前他们在全国人口中只是一个很小的少数;代议制只是新近的产物。

  第七节 续前。

  中世纪城市兴亡的历史,是进步浪潮相继起伏的历史。中世纪的城市一般都起源于工商业,因而并不藐视工商业。虽然较富有的市民有时

能建立一个不准工人参加的限制性政府,但是,他们很难长期保持自己的权力。大多数居民经常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自己给自己决定本城的

对内和对外政策,同时以自食其力为荣。他们组织成行会,从而,加强他们的团结并养成自治习惯;虽然行会往往具有排外性,它们的章程最

后阻碍了工业的发展,但是,在这种腐蚀影响出现以前,它们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市民们获得了文化,而没有丧失他们的精力,没有忽略自己的商业,除商业外,他们在知识上对许多事情都发生兴趣;他们在艺术方面领

先,而在武功方面也不落后。他们以把大量经费用于公共事业为荣,同时也以节约使用公款,保持预算平衡,和实行以健全商业原则为基础的

公平税制为荣。这样,他们就成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先驱;如果他们在进行中一帆风顺,并保持最初他们对自由和社会平等的热爱,则他们也许

很早以前就解决了我们现在才开始遭遇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但是,在久经战乱的蹂躏之后,他们最后败于他们周围的强大邻国了。的确,当

他们的邻人隶属于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统治往往是如此残暴,所以,他们最后被邻国所推翻,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平报复的结果。他们因不义而

备受折磨,但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果实仍然存在,而且是我们时代从前代所继承的社会经济传统中许多精华的源

  第八节 骑士和教会的影响。庞大军队的建立导致自由城市的崩溃。但是印刷术的发明,宗教改革和新大陆的发现又燃起了进步的火焰。

  封建主义也许是条顿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阶段。它给予统治阶级以发挥政治才能的机会,并使庶民百姓养成遵守纪律、讲求秩序的习

惯。但是,封建主义在某种外部美的形式下却掩盖着许多身心上的残忍和肮脏。骑士的手法是,当众对妇女卑躬屈膝,而在家里却暴虐无礼。

对骑士的许多繁文褥节是由对下等阶级的残酷和勒索来维持的。统治阶级多以坦率而慷慨的态度来解除他们彼此之间的义务。他们的生活也有

理想,这种理想并不缺乏高尚的因素;因此,他们的性格对有思想的历史家和对记载那些场面豪华的战争及爱情决斗的编年史家,总是具有某

种魅力。但是,当他们履行了本阶级要求他们履行的那种义务之后,他们就心安理得了。而义务规定中有一条是使下等阶级安分守己;虽然他

们对终日与其相处的家仆往往是仁慈恩爱的。

  就个人的苦难而论,教会力求保护弱者,并减轻穷人的痛苦。如果那些优秀的教士得以娶妻入俗,也许他们往往会起着更深刻而广泛的影

响。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低估了教士,尤其是僧侣对较贫苦阶级所提供的利益。寺院是工业的策源地,特别是讲求农艺的策源地。它们是学者们

的安全大学,是苦难者的医院和救济所,不论大事小事,教会都加以调解。在它容许下而举行的节日和市集使商业获得自由与安全。

  此外,教会经常反对等级上的门户之见,它在内部组织上是民主的,如同右代罗马的军队那样。它随时准备使不论什么出身的那些最有才

能的人担任最重要的工作;教士和各个教派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福利的事情;有时教会甚至领导人民公开反抗他们统治者的暴政

  但是,另一方面,教会并没有致力于帮助人民发展他们自恃和自决的才能,从而得到真正的内在自由。在希望那些具有特殊天赋的人通过

自己的职务而攀登到最高地位的同时,它不是阻止了而是帮助了那些封建势力,竭力使劳动阶级成为一群愚昧无知,缺乏进取心和处处依靠上

级的人。条顿人的封建主义在本性上比罗马的军事统治要温和些;僧俗们虽对基督教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的教义理解得不够彻底,却受了

它的影响。但是,在中世纪的早期,乡村的统治者把东方神权等级的妙术和罗马人的纪律与果断力中最强有力的东西结合起来,他们把这些力

量运用得完全阻滞了下等阶级中意志力的成长和个性的发展。

  不过,封建主义的军事力量因地方上的倾轧而被长期削弱。这恰好适合于把广大区域的治理在查理大帝的天才下揉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但是,一旦这种领导天才消失,也易于把它分成几个组成部分。

  意大利长期受着它的城市的管辖,其中属于罗马系统的,具有罗马人的野心和坚定意志的一个城市,直到近代还守水路以御外侮,在尼德

兰和大陆上的其他地方,自由城市长期以来都能抵抗国王和男爵的挑衅。但最后奥地利、西班牙和法兰西都建立了稳固的王国。少数能人服侍

的一个专制王国,训练并组织了由广大无知而强壮的农民所组成的军队;自由城市的经营,其文化与工业的高尚结合,等不到矫正其以前的错

误就告中断。

  如果正当那时没有新的力量起来冲破束缚的桎梏,并把自由传播到大地上,则世界也许会倒退的。在很短的时期内,印刷术发明了,文艺

复兴,宗教改革都出现了,到美洲和印度的航路也发现了。单单其中任何一个事件也许就足以开辟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但是,因为它们都一

道出现,并且都向着同一个方向起作用,所以,它们引起了一个全面的革命。

  思想变得比较自由了,知识对人民也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了。希腊人的自由性格复活了;坚强自决的志士获得了新的力量,并能把他们的影

响扩及别人。一个新大陆对有思想的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同时它也使勇敢的冒险家有了用武之地。

  第九节 海外发现的利益首先归于西班牙和葡萄牙。进而归于荷兰、法国,再进而归于英国。

  在这种新的航海事业中领先的国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仿佛世界的领导权在最初落于地中海最东部的半岛,从此又移向中部半岛之后,似

乎暂时又定着在分属于地中海和大西洋的西部半岛了。但是,工业的力量这时已经成长得足以使北方保有财富和文明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不

能长期抵抗北方民族那种更大的毅力和更加慷慨的精神的。

  荷兰人民早期的历史,的确是一部卓越的传奇史。他们以捕鱼和织布为生,创造了高尚的文学和艺术,建立了科学和政府机构。像波斯围

困爱奥尼亚,只是更加激起希腊本土的士气那样,奥匈帝国征服荷兰,也只能更加激发荷兰人和英国人的爱国心和精力。

  荷兰因英国嫉妒它的商业,尤其是因法国跃跃欲试的军事野心而受到损害。不久就看得很清楚,荷兰是抵抗法国侵略而保卫欧洲的自由的

。但是,在它那历史上的生死关头,它没有得到信新教的英国理应给予它的那种援助;虽然自1688年起,得到过大量的援助,但那时它的最勇

敢而慷慨的儿女已经战死于战场,同时它也负债累累。荷兰愈来愈不为人所注意了,但是英国人首先应当承认它对自由和企业心所已作的和也

许还会作出的更多的贡献。

  这样,只留下英国和法国来争夺海上的霸权了。法国所拥有的自然资源比任何其他北欧国家丰富,也比任何一个南欧国家更合于新时代的

精神;有一个时其它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强国。但是,在连年战争中它挥霍了自己的财富,断送了那些没有因宗教迫害而被驱逐的最优秀的公民

的生命。文明的进步本身并没有使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施行仁政,也没有使开支更加合理。

  被压迫的法国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统治者的主要刺激是来自革命的美国。但是,法国人十分缺乏美洲移民所特有的那种克己的自由。他们的

精力和勇敢在伟大的拿破仑战争中再一次表现出来。但是,他们的野心太大,不能实现,最后不得不把海上经营的领导权让给英国。这样,新

世界的工业问题是在英国人性格的直接影响下解决的,如同旧世界的工业问题是在它的间接影响下解决的那样。那末、让我们较详细地来研究

一下英国自由企业的发展过程罢。

  第十节 英国人的性格很早就显示了他们具有现代组织才能的迹象。农业资本主义组织为工业资本主义组织铺平道路。

  英国的地理位置使北欧最强大民族中最强大的成员移来居住;自然淘汰过程使那些最勇敢而依靠自己的人相继移入英国。它的气候比北半

球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宜于保持精力。它没有崇山峻岭的阻隔,它的任何一个角落离可通航的水道都不超过二十哩,所以,英国各地都可以自由

往来,而没有自然障碍;同时诺曼和普拉特琴各个国王的力量和英明的政策又使当地诸侯不能设立人为的障碍。

  罗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主要由于它曾把大帝国的军事力量同城中寡头政治成员的胆识和坚定的意志结合起来,同样,英国之伟大也是由

于它把中世纪城市的自由风气同国家的力量和广泛的基础结合起来,如荷兰从前在较小规模上所做的那样。英国的城市没有其他国家城市那样

声势显赫;但是,它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容易同化这些城市,从而最终获得它们的实惠。

  长子继承制使贵族之家长男以外的诸子倾向于自谋生计;他们没有特殊的阶级特权,很容易和普通人打成一片。不同阶级的这种融合使政

治很有条理;同时也使企业冒险具有贵族那种勇敢而传奇式的抱负的性质。英国人一方面坚决反对强暴,另一方面勇于服从权威(当他们的理

性认为应该时),他们进行过许多次革命;但是,没有一次革命是没有明确的目的的。在修改宪法时,他们遵守法律。如果我们除去荷兰人不

计,则只有他们懂得如何把纪律和自由结合起来,只有他们把崇古和为将来(而不是过去)而生活的能力统一起来了。但是,后来使英国成为

工业进步领导者的那种意志的力量,最初主要表现在政治、战争和农业方面。

  英国的射手是英国技工的前身。他因自己的食物和体格胜过大陆上的对手而感到同样的光荣;在学习纯熟地运用自己的双手中,他具有同

样的顽强性,同样的自由独立性,同样的自制力和赴汤蹈火的精神;当时机适当时,他同样惯于诙谐,但当危急之际,即使面临着艰苦和不幸

,他也同样惯于保持纪律。

  但是,英国人的工业才能长期隐而不显。他们对文明所提供的安逸品和奢侈偏向来是不大熟习,也不大喜欢的。在各种工场手工业方面,

他们落后于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这些拉丁国家,以及北欧的自由城市。后来较富有的阶级逐渐对进口奢侈品有所喜好,而英国的贸易慢慢地

发展起来。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表面上看不出英国未来商业的模样。的确,在商业形成的过程中,英国的特殊环境如不比英国人的某种天性重要,则

至少具有相同的作用。他们最初和现在都不像犹太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那样特别喜欢讲价还价,也不像他们那样特别喜欢较抽

象的金融业务方面;同他们做生意,总是直截了当的,而不是尔虞我诈的。甚至现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中最巧妙的金融投机主要也是由那些民族

干的,他们继承了同样的生意习惯,而英国人却继承了同样的实践传统。

  使英国后来在各种不同环境中勘察世界,并成为世界加工厂的那些因素,甚至在中世纪就使英国为现代农业组织开拓了道路,从而,为许

多其他现代企业的建立树立了榜样。英国首先把劳役改成交纳货币,这是一种变革,它大大增进了各个人根据他自己的自由选择而来调理自己

生活的能力。不论好坏,人民可以自由交换他们对土地的权利和义务。十四世纪中黑死病所造成的实际工资的激剧上涨;十六世纪时因银价跌

落、货币贬值和寺院收入划归王室挥霍而引起的实际工资的急剧下降;最后是牧场的扩大,它使许多劳动者流离失所,减少了所在者的实际收

入并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些都使习惯愈来愈不能维持。这一运动因都铎王朝诸王手中权力的增长而进一步有所扩大,这种权力的增

长结束了私人之间的战争,并使贵族和乡绅们所豢养的大批食客游勇皆无用武之地。把不动产遗给长子而把动产分给全家成员的这种习惯,一

方面增加了地产的规模,另一方面减少了土地所有者经营土地所运用的资本。

  上述原因有助于英国建立租佃关系。外国对英国货的需求和英国对外国奢侈品的需求,特别在十六世纪使许多份地集中而成资本主义农场

主所经营的大规模的牧场。这就是说,那样的农场主人数得到很大的增加,他们自己经理农业,自担风险,自己出一部分资本,但租用土地,

每年付一定的租金,并雇用工人;如同后来英国的新型企业家一样,他们自己经营工业,自担风险,自己出一部分资本,但以利息借用其余部

分的资本,并雇用工人。自由经营发展得既快且猛,它的作用是片面的,对穷人是无情的,但是说,英国的箭术是英国工匠技术的前身,同样

,用借贷资本经营的英国大农场(不论用于耕种或放牧)是英国工厂的前身,这仍是正确的。

  第十一节 宗教改革的影响。

  当时英国人的性格是在不断地深化着。定居在英国海岸的那些坚强民族所幸有的庄重和大无畏精神,使他们很容易接受宗教改革的理论;

这些理论对他们的生活习惯起了作用,而对他们的工业也有所影响。人原原本本地被直接置于上帝的面前,其间用不着人的媒介;大多数粗野

而无文化的人第一次向往着绝对精神自由的奥秘。各个人的宗教责任和他同辈的宗教责任的分离,如加以正确的理解,是最高精神进步的一个

必要条件。但这个概念对世人来说是崭新的,素朴而无掩饰的,尚未消融于快感之中;甚至在温和的人方面,个性也表现得轮廓分明,而粗俗

的人也自觉自尊起来。特别在清教徒中,使他们的宗教信条赋有逻辑上的确定性和严密性的那种热中,是一种全注的情感,敌视一切肤浅的思

想和不健康的娱乐。必要时,他们采取一致行动,而这种行动由于他们的坚定意志成为不可抗拒的。但是,他们很少分享社会上的快乐;他们

不参加公共娱乐,而宁愿在家享受清福;必须承认,他们当中有些人对艺术是持有敌视态度的。

  可见,意志力的最初成长本身含有某些粗暴不雅的因素;但那种力量是社会生活的下一个阶段所必要的。在新的本能围绕着它成长以便用

更高的形式把原来集体趋势中最美丽最殷实的东西恢复过来以前,它必须通过许多磨难而加以精炼和柔化;它必须变得较不武断;而不失原有

的力量。它增进了家庭情谊,这种世俗情感中最丰富最充实的情感。也许从来没有过如此坚实而纤细的原料可用它来组成社会生活的高尚结构

  荷兰和其他国家也和英国一起经受了中世纪末期精神革命的伟大考验。但是,从许多观点特别是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英国的经验是最

有教益的,最丰富的;而且是所有其他经验的典范。英国在由主动性和自由意志所促成的现代工业企业的演进中起了领导作用。

  第十二节 续前。

  英国工商业的特点因这一事实而更加突出,即其他国家许多接受新教义的人为了避免宗教迫害而来到了英国。由于某种自然淘汰,性格与

英国人十分相近、并且由于那种价格而曾使他们掌握了工业技术的那些法国人、法兰明斯人和别的人,来和英国人住在一起,并把完全适合他

们性格的那些技术教给他们。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中,上层统治阶级仍然有些骄奢淫逸,但是中产阶级和一部分劳动阶级对生活却十分严肃

;他们不喜欢妨害工作的那种娱乐,并且对于那些只有用坚持不懈的辛勤劳动才能获得的物质安逸品也具有很高的标准。他们所力求生产的是

坚固而耐用的东西,而不是仅仅用来装璜门面的东西。这种趋势一旦开始之后,就因气候而有所增进;因为它虽然不很严寒,但特别不宜于那

种轻佻的娱乐;在这种气候中一种舒适生活所需要的衣着、住房和其他必需品,具有特别昂贵的性质。

  英国现代工业生活借以发展的条件是:物质享受的欲望能人不断努力从每周中攫取最大可能的工作量;要让各种行为服从于理性判断这一

坚定的决心使每一个人经常反省他是否不能因改变他的企业或经营的方法而改善自己的处境;最后,完全的政治自由和安全使每一个人有可能

依照他认为有利于自己的做法来调整他的行为并毫无顾虑地把他和他的财产从事于新的未来事业。

  总之,影响英国和它的殖民地的现代政治的那些因素也影响了现代企业。给予它们以政治自由的那些因素,也给他们带来了工商业经营上

的自由。

  第十三节 英国的企业为需要大量简单商品的海外消费者的增长所促进。企业家最初只是组织供应,而不监督工业;后来才把他们的工人

集中在工厂中。

  工业企业的自由,就其作用所及,有使每一个人把他的资本和劳动运用到恰到好处的趋势;而这又使他在某特定工作上力求获得特殊的技

巧和能力,借助于这种技能他可以获取购买他所需要的东西的那种手段。因此,就产生了具有十分精细的分工的复杂工业组织。

  在任何一种长期持续的文明中,某种类型的分工,不论它的形式多么原始,是势必要出现的。甚至在十分落后的国家里,我们也看到了极

其专门化的行业;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各业中的工作如此划分,以致企业的计划和安排,它的管理,以及它的风险由一伙人所承担,而企业所

需要的体力劳动却由雇佣工人所担任。这种分工形式一般说来是现代世界的特点,特殊说来又是英国民族的特点。它也许只是人类发展中的一

个过渡阶段;它也许会被使它存在的那种自由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所消灭。但是,就目前而论,不管是好是坏它表现为现代文明形式中的一个主

要事实,表现为现代经济问题的核心。

  直到现在工业生活中所发生的那些极其重大的变化,是围绕着企业家的成长进行的。我们已经看到,企业家在英国农业的初期是怎。样出

现的。农场主从地主租得土地,并雇用必要的劳动,而自己负责管理并承担企业风险。农场主的选择的确不是由完全自由竞争所决定的,而在

某种程度上是由财产继承和其他影响所限制的,而这些因素往往使农业的领导权操于那些对农业没有特殊才能的人的手中。但英国是唯一的国

家,在这个国家中自然淘汰起着很大的作用。大陆上的农业制度曾容许出身来决定各个人参加农业或经营农业的事情。英国仅凭这种狭隘的选

择作用所获得的威力和弹性,也足以使它的农业比所有其他国家都先进,并使它有可能比欧洲任何别的国家用同样的土地和等量劳动所获得的

产量要多得多。

  但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即创办,组织和管理企业)在工业中有大得多的活动余地。在英国对外贸易得到大发展以前,工业企业家已

逐渐在成长;实际上在十五世纪的毛织业中就可以看出它的迹象来。但是新开发国家中庞大市场的开辟,直接地并且通过它对工业布局(亦即

把特定工业部门集中在一定的地区)的影响大大地推动了这一运动。

  中世纪的市集和行商的纪事表明,有许多东西,其中每一种东西只在一二个地方生产;从那里再分发到欧洲各处。但是生产局部化而运销

很远的那些商品,差不多总是价格很高,体积不大的商品。价格较廉,体积较大的商品都由各地自行供应。不过在新世界的各个殖民地,人们

并不总是有余暇来为自己提供工业品的,并且即使他们生产他们所能生产的东西往往也是不容许的;因为英国对待它的殖民地虽然比任何其他

国家都更加宽大,但是它认为它为殖民地所出的费用使它有理由来强其它们向它购买各种工业品。对销售于印度和野蛮民族的简单商品的需求

也是很大的。

  这些原因导致加工工业中许多繁重工作的局部化。在那种需要高度技巧和工人的丰富想像力的工作中,组织有时倒居于次要地位。但是,

在对少数式样简单的商品有大量需求的时候,组织多数人的能力却具有无比的优势。这样,工业布局和资本主义企业家制度的成长是两个并行

的运动,都由于同一个一般原因,且彼此互相促进。

  工厂制度和工业中贵重设备的运用,是在后一阶段出现的。它们通常被认为是企业家握有英国工业大权的源渊;无疑地它们增加了这种权

力。但是在它们的影响被察觉以前,这种权力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了。法国大革命时代,投资在以水或蒸汽为动力的机器上的资本是不很多的

;工厂的规模不大,为数也不多。但那时差不多英国的全部纺织工作都是按合同制来进行的。纺织业操于比较少数企业家之手,他们力图查明

买卖什么东西,在那里买卖和在什么时候买卖是最有利的,生产什么东西是最有利的。然后他们就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为数很多的人订立合同

来生产这些东西。企业家(即包买主——译者)一般供给原料,有时甚至供给所使用的简单工具。那些承包人用自己和他们家人的劳动和有时

用少数徒工的劳动(但未必总是如此)来完成包工任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机械发明的进步使工人们愈来愈聚集在靠近水力的那些小工厂里,而当蒸汽逐渐代替了水力之后,他们又集聚在大城市

的大工厂里。这样,那些承担生产上的主要风险而又不直接管理和监督的大企业家(指包买主——译者)开始让位于富有的雇主,他们经营着

大规模的全部加工事业。这些新的工厂引起了那些最不经心的观察家的注意;像以前的变动一样,这种变动也不轻易为那些实际上不从事商业

的人所忽略。

  这样,酝酿了很久的那种工业组织的巨大变革最后引起了普遍注意;人们所见到的是,由劳动者所管理的小企业的制度正在被那些由有特

殊才能的资本主义企业家所管理的大企业的制度所代替。即使没有工厂,这种变革也会照样实现的。即使电力或其他动力的零销使得现在在工

厂中所做的那部分工作可以拿回劳动者家里去做,这种变革也会实现。

  第十四节 此后,工业劳动得到成批的雇用。新的组织带来了一些巨大的灾难,不过其中有些是由于别的原因,这种新制度使英国免于法

国军队的蹂躏。

  这种新的变动,不论就以前的形式或以后的形式来说,都有不断冲破那几乎使每个人定居在他所出生的那个乡镇上的那种束缚的趋势;它

开辟了自由劳动市场,这个市场招引人们来寻求就业的机会。由于这种变动,决定劳动价值的那些因素就开始了新的一页。直到十八世纪,工

业劳动照例总是零雇的;虽然那时以前一个大而流动的劳动阶级(它可以大批地雇用)在欧洲大陆某些特定地区和英国的工业史上起了重大的

作用,在十八世纪中却一反常规,至少对英国是如此;劳动价格不再由习惯或小市场上的议价决定了。在最近几百年中,它愈来愈由广大区域

(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或全世界)中的供求情况所决定。

  这种新的工业组织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因为它对保证每个人应该从事他最能胜任的那种工作,和保证他的工作适当地辅以当代知识和

财富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机械与其他的帮助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本身也带来了巨大的祸害。其中哪些祸害不可避免,我们是无法判断的。

因为正当那种变革急剧进行的时候,英国受到史无前例的各种灾害的袭击。它们是人们所受的通常被认为是无限制竞争的骤然出现所造成的大

部分苦难的原因(究竟有多大的部分是不可能判断的)。英国丧失了一些大的殖民地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拿破仑战争,结果使英国所受的损失

比战争开始时它所拥有的蓄积财富的总价值还大。空前的连年歉收,使谷价暴涨。而最坏的是,采用了实施济贫法的方法,它损害了人民的体

力和自立精神。

  因此,在上世纪的前半期中,英国是在有利条件下确立自由经营的。它的祸害为外部灾难所加剧,而它的有利影响却为这些灾难所妨害。

  第十五节 续前。

  过去保护弱者的那些商业习惯和行会规章现在与新的工业不相适应了。有的地方,人们因一致同意而废止了它们;有的地方在短时期内却

成功地保留了它们。但那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成功;因为在旧有束缚下不能发展的新工业就离开那些地方,而转向它可以有更多自由的其他地方

去了。于是工人们请求政府实行规定商业经营方式的那些议院的旧法案,甚至请求恢复由治安当局来规定价格和工资。

  这些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旧有的规章制度是当时社会、伦理和经济思想的体现;它们是摸索出来的,而不是想出来的;它们是那些在几

乎不变的经济条件下生息的人们多少代经验的自然结果。而在新时代中,变化是如此之快,以致没有时间来这样做。各个人都必须自行其是,

很少借鉴过去的经验。那些力图保存旧传统的人很快就被抛在一边。

  新兴的企业家族主要是由这些人组成的;他们自力更生、坚强、敏捷并富有进取心。他们看到以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成功时,往往认为贫

者和弱者的不幸应归罪于他们自己,而不应加以怜恤。深感于那些力图支持进步潮流所损害了的经济秩序的人们的荒谬,他们往往认为,除使

竞争完全自由和让强者自行其是以外,再没有什么可需要的了。他们赞扬人的个性,而且并不急于寻求一种从前使人们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工业

约束的现代替代品。

  同时这种不幸曾减少了英国人民的纯收入总额。1820年,仅国债的利息就用去了纯收入总额的十分之一。因新发明而价格低廉的那些商品

主要是工业品,而这种工业品劳动者消费极少。因为英国那时差不多是工业的垄断者,如果工业家可以自由地以自己的商品交换外国的粮食,

则他显然会得到便宜的食物。但是议会中掌权的地主阶级却禁止这样做。劳动者的工资,就用于普通的食物而论,等于他的劳动在一块很贫瘠

的土地上所生产的数量,这块土地是为了补充较肥沃的土地所提供之数量不足而被迫耕种的。他必须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其中供求力量

即使自由地起着作用,则它们也只能给他带来低微的工资。但是他并没有享受经济自由的全部利益。他同其他工人也没有有效的联合;他既缺

乏市场知识,又缺乏商品卖主们所具有的那种坚持不卖以求善价的能力,他被迫在不卫生的条件下工作,并使他的家人也在这种条件下进行长

时间的劳动。这就影响了劳动人民的效率,从而也影响了他们劳动的纯价值,从而它降低了他们的工资。雇用童工进行长时间的劳动并不是一

件新鲜的事情,甚至在十七世纪的诺尔维奇和其他地区就已经十分普遍了。但是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因在恶劣条件下进行过度劳动而造成的道

德上的败坏、身体上的痛苦和疾病在工厂居民中却达到了顶点。在十九世纪的中叶,它们逐渐减少,此后,减少得更快。

  工人们认识了企图恢复管理工业的旧规章的愚蠢之后,就再没有箝制经营自由的任何愿望了。英国人民所受的痛苦,充其量也永不能同革

命前的法国因没有自由而造成的那些痛苦相提并论,有一种论点,认为如果不是由于英国从它的新兴工业中所得到的那种力量,它也许会屈服

于外国的军事独裁之下,如同它以前的那些自由城市所遭遇的那样。它的人口虽少,但有时却几乎独自负担着那反抗控制大陆几乎全部资源的

征服者的战争重担;而在反抗那个征服者的斗争中它有时又资助一些较大而较贫的国家。不论正确与否,当时人们认为,如果自由的英国工业

不供给反对共同敌人的战费,则欧洲也许会长期受着法国的统治,如同它以前受着罗马的统治那样。因此,很少听到对自由经营的过度的怨言

了,而多数的暴怨是对英国人以自己廉价生产的商起来交换外国的粮食所加与的那些限制。

  甚至那些当时正在开始英国史上几乎比任何其他事物都富有趣味和教益的光辉而波折重重的生涯的职工会,也转入明哲保身的时其。它们

根据辛酸的经验知道企图实行政府借以指导工业行径的那些旧规章的荒谬;但是关于如何用它们自己的行动来调节商业,他们还没有深远的见

解。它们所关怀的是通过取消反工人结社的立法来增加本身的经济自由。

  第十六节 电报和印刷机现在有可能使人们对他们的灾难采取补救措施;我们正在逐步走向集体主义形式,而这些形式,如以坚强的个人

克制为基础,将比旧的形式高级。

  目睹经济自由的急剧增长所带来的各种祸害就有待于我们这一代了。现在我们才第一次逐渐懂得不尽自己新义务的资本家如何力图使工人

的福利服从于他的致富愿望。现在我们才第一次逐渐知道坚持富人不论以个人或集体的身份除享权利外还得尽义务的重要性。现在新时代的经

济自由才第一次如实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一部分是由于知识的扩大和热诚的增加。但是不论我们的祖先如何明智,他们决不能像我们那样了

解事物;因为他们忙于应付各种紧急需要和可怕的灾难。

  我们必须用更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因为英国虽然近来为了民族生存而再次要求进行斗争,但是它的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增长;自由贸易和

交通的发达使人数大大增加了的人口有可能以有利的条件获得充分的粮食。人民的货币收入平均增加了一倍以上;除了饲料和住房差不多所有

商品的价格下降了一半,甚或多些。的确,即使现在如果财富加以平均分配,则全国的总生产也许只足以提供人民的必需品和较需要的安逸品

,而实际上许多人只有最低生活必需品。但是国家的财富增加了,卫生条件改善了,教育发达了,道德增进了;我们不再被迫几乎把其他各种

考虑都置于增加工业总产量的需要之下。

  特别是这种新增加的繁荣使我们富强得足以对自由经营加以新的限制。虽然为了高尚的最后较大利益而必须忍受暂时的物质损失。

  但这些新的限制与旧日的限制是不同的。它们并不是作为一种阶级统治的手段而强加上的,而是为了在那些不能利用竞争力量来保护自己

的事务中来保护弱者,特别是儿童和有子女的母亲。目的是周到而迅速地提供一些适于现代工业急剧变化着的环境的药方;从而,得到其他时

代中逐渐由习惯而来的那种从前对弱者的保护之利,而不受其害。

  即使当工业在性质上有好几代几乎都没有变动时,习惯的成长也太慢,盲目性也太大,不能在压力有利时来施加压力。在后一个阶段它的

利少而弊多。但是借助于电报,印刷机,议会政治和商会人们有可能对他们自己的问题想出解决办法。知识的增进和自赖性的加强,曾给予他

们以真正克己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使他们有可能自愿地对他们自己的行动有所约束;集体生产,集体所有和集体消费这些问题正在进入一个新

的阶段。

  实行巨大而急剧的变革的计划,现在和以往一样,注定是要失败的,而且也会引起反作用;我们是不能稳步前进的,如果我们前进得如此

之快,以致我们新的生活方式超过了我们的本能的话。的确,人性是可以改变的——新思想新机会和新的行为方法甚至用几代的时间就可以使

它有很大的改变,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人性的这种改变所涉及的范围也许从来没有现在那样广泛,所进行的速度也许从来没有现在那样快。

但它仍然是发展的,从而是渐进的;我们社会组织的变革必然由它而生,因此也必然是渐进的。

  虽然社会变革由它而生,但是这种变革因经常使它承担某种新的更高尚的工作和争取某种远大的实际理想而促进我们更高的社会性的发展

时,往往会多少走在它的前面。这样,慢慢地我们就会达到一种社会生活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公益战胜了个人的反复无常,其程度甚至超

过个人主义开始以前的那些时代。但那时大公无私将是有意识的产物;虽然借助于本能,那时个人自由将在集体自由中发展自己。这是和旧的

生活秩序成为一个可喜的对照,在旧的生活秩序中,个人受习惯的奴役造成了集体的奴役和停滞,而这些只有用专制主义的任性或革命的任性

才能打破。

  第十七节 续前。

  直到现在我们都是从英国的观点来考察这种运动的。但是其他国家也向着同一个方向迈进。美国以这样勇敢而直率的态度来处理新的实际

困难,以致它已经在某些经济事务中获得了领导权。它提供了当代最近经济趋势中许多最有教益的事例,如各种形式的投机和商业联盟的发展

,不久它也许将在为世界其他各国开拓道路方面起主导作用。

  澳大利亚也不示弱,它在人口的较纯方面较之美国显然具有某些优越性。因为虽然澳大利亚人(大致也同样适用于加拿大人)来自许多国

家,从而,通过各种各样的经验和思想习惯可以启发思想和胆识,但是差不多所有的澳大利亚人都属于一个民族。社会制度的发展在某些方面

比它们必须要适应各个不同民族的能力、性格、趣味和需要的条件下可以进行得更加顺利而迅速。

  在欧洲大陆上通过自由结社而获得重要成果的力量比讲英语的国家差些;因此,在处理工业问题上采取的办法较少,也较不彻底。但是对

这些问题的处理没有任何二个国家是完全相同的。它们所采取的方法各有特点,也各有所长;特别是关于政府行动方面。在这方面德国领先。

它的加工工业比英国发展得晚,对它来到是一种很大的利益;

  它能够借鉴英国的经验,少走许多弯路。

  在德国绝大部分本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都在政府任职,也许没有其他政府,它本身容纳了这样多的有才华的人。另一方面,造成英美最优秀

企业家的那种精力、创见和勇敢在德国最近才得到充分的发挥;

  同时德国人民具有很大的服从性,因此他们和英国人有所不同;英国人的意志力当必要时将使他们能够遵守完全的纪律,但他们不生来就

是百依百顺的。在德国可以看到政府管理工业的最好和最吸引人的形式。同时私营工业的种种特长,它的活力,它的弹性和它的方法也开始在

德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关于政府经济职能的问题在德国已加以仔细的、有成效的研究,而这些对讲英语的民族来说也许是很有教益的,只

要他们记着,最适合于德国人性格的那些措施对他们也许不是十全十美的;因为即使他们愿意,他们在坚定不移的服从性以及安于粗陋的衣食

住和娱乐方面也不能与德国人相比。

  此外,德国比其他国家拥有为数较多的本民族中最有文化修养的人,而这些人不论在宗教感的强烈上或企业投机的锐敏上都是世界上顶出

色的。在各国尤其是德国,经济实践和经济思想中最卓越而富于教益的东西大多来自犹太人。而我们特别感激德国犹太人的是,他们作出了许

多关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害冲突以及关于它们最后的经济原因与其可能的社会主义药方的狂妄的臆测。

  但是我们快要谈到附录二的主题。在这里我们已经见到经济自由是怎样在最近才发展起来,而经济科学现在所必须讨论的问题的本质又是

怎样的新鲜;其次我们必须研究的是,此问题的形式是怎样由于事件的发展和大思想家个人的特点而形成的。

85#
 楼主| 发表于 2009-12-17 16:26:13 | 只看该作者

经济学原理--附录二 经济科学的发展

附录二 经济科学的发展

  第一节 现代经济科学受古代思想的影响间接者居多,而直接者却少。

  我们已经知道,经济自由有它的历史根源,但它基本上还是近代的产物;其次我们必须探究经济科学的相应发展。现代社会条件是借助于

希腊思想和罗马法从早期亚利安和塞姆人的制度发展而来的;不过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却很少受古代人的理论的直接影响。

  的确,现代经济学和其他科学一样,都导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但是,建立在奴役制基础上的那种工业体系和卑视工场手工业与商业的哲学

是同那些固执的市民格格不入的,他们对于他们的手工业和商业如同对于参预管理国家政治一样都是引以为荣的。这些顽强而粗野的人很可能

从过去大思想家的那种哲学上的锻炼和广泛的兴趣得到实惠,但是,事实上,他们却大力着手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现代经济学在初期具有一定

的局限性和朴素性,同时对把财富当作目的而不当作维持人的生活的手段抱有偏见。它直接讨论的大体是公共收入,租税的收益和效果;在这

一点上,自由城市和大帝国的政治家们,都一样地随着商业的扩大和战费的增加而愈来愈感到自己经济问题的迫切和困难了。

  在历代,尤其是在中世纪的早期,政治家和商人忙于尽力通过管理商业来使国家富强。他们主要关怀的一点是贵金属的供给,而他们认为

这种贵金属,不论对个人或对国家,都是富的指标,如果不是它的主要原因的话。华斯哥·达·加马和哥伦布在地理上的发现把商业问题在西

欧各国从次要的地位提升到主要的地位。关于贵金属的重要性和获得贵金属供应的良方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足以决定战争与和平以及引

起国家兴亡的那种结盟的公共政策裁决者。有时,这类理论还大大地影响了各民族在地球上的迁栖。

  有关贵金属贸易的种种条例只不过是许多条例之一,这些条例力图以不同程度的细节和严密来为每个人规定他应该生产什么,怎样生产,

他应该赚取什么,以及如何使用他的所得。条顿民族的自然吸收力在中世纪的早期给予习惯以一种非凡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它们从事应付那些

在美洲贸易中发生的连续变化的趋势时,影响了商人基尔特、地方当局和国家政府。在法国条顿人的这种偏向通过罗马人的天才而转化成制度

,家长式的统治达到了顶点;科耳伯特的贸易条例已成为金科玉律。正当这个时候,经济理论出现了,所谓重商主义体系显露了头角;贸易条

例以前所未有的严厉程度实行着。

  随着岁月的推移,产生了一种走向经济自由的趋势,反对新思潮的人们在他们方面征引前代重商主义者作为根据。但他们体系中所含的那

些规定和限制是当时的时代精神;他们力图实现的许多变革都指向企业自由。和主张严禁贵金属出口的那些人相反,他们特别论证的是,在长

期内凡能使本国金银之输入多于输出的各种贸易都不应加以禁止。让商人自由地经营企业国家是否蒙受迫害,通过对问题的这种提法,他们曾

倡导了一种新的思潮;这就不知不觉地走向经济自由,其中一方面由于时势,他方面由于西欧之人心所向。这种节制贸易限制的运动一直继续

到十八世纪后半期,当时是这一理论成熟的时期,即如国家企图以人为的规定和每人各行其是的天赋的自由权相对抗,则社会的福利莫不深受

其害。

  第二节 重农学派。亚当·斯密发展了自由贸易论,并认为价值论是使经济科学成为一个统一体的核心。

  在广泛的基础上第一次有系统地建立经济科学是由十八世纪中叶法国一群政治家和哲学家在路易十五的御医魁奈医生领导之下进行的。他

们政策的基石是顺从自然。

  他们是最初宣布自由贸易主义学说为行动的一般原则的人,在这方面比起英国的先进作家达德利·诺斯爵士来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们

讨论政治社会问题的语调和性质中,许多都预示着后代。不过他们的思路不清,而这又是当时科学家的共同特点,这种思路不清经过了长期的

斗争才从自然科学中清除出去。他们把顺从自然的伦理原则和因果规律混同起来,前者用的是祈使语气,规定某些行动规律;而后者用的却是

陈述语气,是由研究自然而为科学所发现的规律。由于这点以及其他理由,他们的论著很少有直接的价值。

  但它对现代经济学的间接影响却是很大的。理由有二:第一,他们论证的清晰和逻辑上的一致使他们对后代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第

二,他们研究的主要动机,不在于增加商人的财富和充填国库收入,像大多数他们的前辈那样,而在于减轻因过度贫困所引起的痛苦和堕落。

这样他们就给予经济学以寻求有助于提高人类生活品行的现代目的。

  第三节 续前。

  在前进中的第二大步,亦即经济学所曾迈的最大的一步,并不是一个学派的著作,而是一个人的著作。亚当·斯密的确不是当时唯一伟大

济学家。在他著书立说的不久以前,休谟和斯图亚特对经济理论已作出很重要的贡献,安德森和杨格发表了一些极其有价值的经济研究。但亚

当·斯密的讨论范围足以包括他当时英法同辈著作中的全部精华。虽然他无疑地从别人承袭了不少的东西,但是我们越拿他和他的前辈和后继

者相比较,我们觉得他越有才华,知识越渊博,判断越公正。

  他在法国住过很长的时间,和重农主义者有过接触;他钻研过当时英国和法国的哲学,而他的通晓世事实际上是由于他的远游异乡以及和

苏格兰商人的亲密往还。除这些有利的条件之外,还有他那非凡的观察力、判断力和推理力。结果是,凡他和他的前辈有意见分歧的地方,他

比他们差不多是更正确一些。而现在所知道的经济学上的真理,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他所涉猎过的。因为他是头一个就其各个主要社会方面论述

财富的人,单凭这个理由,他也许有权被视作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

  但是他所开辟的领域太大,不能由一个人全部勘测完毕。有时他所看到的许多真理,而在另一个时候却从他的视野消失。因此,引证他以

确证许多错误是可能的;虽然在检查以后,他总是向着真理迈进的。

  他用如此丰富的常识和渊博的实际商业知识发展了重农学派的自由贸易理论,以致使得这一理论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巨大力量;他因政府干

涉贸易一般有害无益这一论证而扬名本国和外国。在举出利己心会使商人个人为害社会的种种情况的例证的同时,他认为即使政府行事的用意

至善,它对公众的服务差不多总比商人的企业心差些,而不论该商人如何自私自利。他对这一理论的辩护给予世人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大

多数德国学者在谈到斯密主义的时候主要指的是这一点。

  但毕竟这不是他的主要功绩。他的主要功绩在于他把当时英法学者和他的前辈关于价值的研究加以综合和发展。说他在思想上开辟了一个

新纪元是由于他首先对价值测量人类动机的方式作了慎重而科学的研究,其中一方面测量买主获得财富的欲望,另方面测量生产者所出的劳作

和牺牲(或“实际生产成本”)。

  他所进行的工作的要旨很可能连他自己都不晓得,自然许多他的后继者也没有看出来。尽管如此,《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后

的上乘经济学著作和以前的著作有所区刑,这种区别在于对用货币一方面衡量获得一物的欲望和他方面衡量生产该物直接或间接所引起的种种

劳作和自制看得更加清楚。其他学者向这方面所作的努力虽然很重要,但是他对它的发展是如此之大,以致他实际上倡导了这种新见解。在这

方面,不论他或他的前辈和后继者都没有发明一种学术上的新概念;他们只不过把日常生活中所惯用的概念加以明确化。事实上不惯于分析的

一般人很容易把货币看作动机和幸福的比实际上更加精确的尺度;此中原因,部分地是由于他没有想到尺度由以形成的方式。经济学上的用语

似乎比日常生活中的用语专门些,现实性小些。但事实上它更加真实,因为它更加慎重,更周密地考虑到各种分歧和困难。

  第四节 对事实材料的研究并没有为他的后辈所忽视,虽然他们中间有些人对演绎法持有偏见。

  在亚当·斯密的同辈和直接后继者中,没有人具有像他那样广阔而不偏的才智。但是他们都作出极有价值的贡献,各人都从事某类问题的

研究,其中有些问题的研究出自个人的天禀,而有些问题却源于当时的特殊事件。在十八世纪的晚期,主要的经济著作是历史和叙事的,论述

劳动阶级特别是农业区劳动阶级的状况。杨格继续写他那有名的旅行纪要,伊登著述贫民史,此书充作所有后来工业史家的基础和范例;而马

尔萨斯通过对历史的钻研指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度中实际上决定人口增长的各种因素。

  但总的看来,在亚当·斯密的直接后继者中最有影响的人物要算边沁了。他在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很少,但他对十九世纪初期新兴的英国经

济学派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是一个顽强的逻辑学家,反对贸易方面的各种毫无理由的限制和规定;他严正地要求这些限制和规定提出足以

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的理由来,而这种要求深受当时的支持。英国由于迅速地使自己适应各种新的经济运动而称雄世界,而中欧各国由于墨守

陈规而不能利用它们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英国的商人多认为商业上的清规戒律是有害的,至少它在英国有所减少,正在减少,并且不久就

要消失。边沁的门徒们立即得出结论说,他们无须对习俗多所操心;对他们来说,根据各人都在追求自己的私利这一假设来讨论人的行为的趋

势就够了。

  因此,对十九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经常提出的指责,即他们没去仔细研究集体行为较诸个人行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是否不应给予较大的

注意,此外,他们过分夸大了竞争的力量及其作用的迅速,这些指责是相当公正的。至于他们的研究因有某种僵硬的概括甚至语气刻薄而遭到

损害的这种非难,也是不无小小理由的。这些缺点部分原因是由于边沁的影响,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但部分原因

也由于这一事实,即经济学的研究又多操于那些人之手,他们的力量寄寓于干劲而不是哲学思想。

  第五节 续前。

  政治家和商人们又热中干货币和对外贸易问题的研究了,他们所用的精力甚至比这些问题最初发生在中世纪末的那个巨大经济变革的早期

还要大些。他们同现实生活的接触,他们的丰富经验,以及他们的渊博知识,乍看起来似乎很可能使他们对人性作一广泛的研究,并把他们的

推理建立在广阔的基础之上。但是实际生活的熏陶往往使他们从个人经验中草率地作出概括性结论。

  在他们所从事的领域中,他们的研究是极有价值的。因为货币理论正是经济科学中的那一部分,其中对人类动机(除致富动机外)略而不

论,亦殆无所害;李嘉图所领导的那个有名的演绎法学派在这里却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经济学家们从事于对外贸易理论的研究,并清除了亚当·斯密在这方面所留下的许多缺点。经济学中除了货币理论没有其他部分更属

于纯演绎推理的范围。的确,对自由贸易政策的充分讨论必须考虑到许多严格说来不是经济学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中的绝大多数虽然对农业

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来说十分重要,但对英国却关系很小。

  在整个这一时期中,英国在经济事实方面的研究也未予忽略。配第、杨格、伊登和其他学者的统计研究由图克、麦卡洛克和波特加以继承

和发挥。虽然在他们的著作中似乎过分突出了那些和商人与其他资本家们有直接关系的事实,但对在英国经济学家影响下所完成的议会关于工

人阶级状况的大量调查研究却不能这样说。事实上,在十八世纪末期和十九世纪初期英国问世的官方与私人的统计资料和经济史,堪称为经济

学上有系统的历史和统计研究的起点。

  不过他们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狭隘性。它诚然是历史的,但大部分却不是“比较的”。休谟、亚当·斯密、杨格和其他学者虽曾受自己的直

觉天才和孟德斯鸠的范例的指引,也偶尔比较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中的社会现象,并从中吸取教训,但没有一个掌握了对历史按有系统的方案

进行比较研究的观念。因此,当时的学者在搜求材料方面是认真的,能干的,而在研究工作上却是相当盲目的。他们把我们现在认为极其重要

的大批材料忽略了,而且往往不能善于利用他们所搜集的东西。当他们从搜集材料转向一般推理的时候,这种狭隘性就更加露骨。

  第六节 但他们对人性决定于环境估计不足。社会主义者和生物学家的研究在这方面的影响。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现代著作的特点。

  为了论证的简单,李嘉图及其追随者在他们的议论中往往仿佛把人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对人的变异,从未大力研究。他们所最熟习的

人是市民;而且有时由于表述的不慎,以致几乎暗示其他的英国人和他们所知道的市民完全相似。

  他们懂得其他国家的居民有值得加以研究的他们自己的特点;但是,他们似乎认为这些差别是表面的,而且也是一定能够消除的,一旦其

他民族学会英国人准备教给他们的那种较好的生活方式的话。这种想法曾使我们的律师把英国民法强加于印度人身上,使我们的经济学家暗中

根据世界是由市民构成的这一假设制定自己的理论。如讨论的是货币和对外贸易,则它的为害不大,如讨论的是不同工业阶级之间的关系,却

使他们误入歧途。它使他们把劳动说成是商品,而不去研究工人的观点;不仔细斟酌他的情感、本能和习惯,他的同情和反感,他的阶级嫉妒

和阶级友情,他的缺乏知识和自由活动的机会。因此,他们认为供求的力量具有比现实生活中更加机械而规则的作用;

  他们所定下的利润和工资的规律甚至在当时的英国也是站不住脚的。

  但他们的致命缺点是他们不懂得工业上的常规和制度是极易变动的。他们尤其不明白穷人的贫困是造成他们贫困的那种衰弱和劳动效率不

高的主要原因。他们没有现代经济学家所具有的那种对于大大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可能性的信心。

  诚然社会主义者主张人的全面发展。但是他们的见解却很少有历史和科学研究的根据;同时由于表述的狂妄,这就引起当代严肃的经济学

家的卑视。社会主义者没有研究过他们所攻击的那些理论;也不难指出,他们不理解现存社会经济组织的性质和效率。因此,经济学家们不屑

于认真检验他们的任何学说,尤其是他们关于人性的各种臆测。

  但是社会主义者的感情强烈;他们懂得经济学家所未考虑的那些人类行为的潜在动机。在他们的狂文绝句之中,潜伏着锐敏的观察和建设

性的意见,其中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有许多值得学习。他们的影响逐渐扩大,孔德得力于他们的帮助是很大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一生中的

转变,正如他在自传中告诉我们的那样,是由阅读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而来的。

  第七节 续前。

  当我们拿现代人对于财富分配这一重大问题的看法和十九世纪初期所流行的见解相比较的时候,我们发现,除开细节上的各种改变和推理

上的科学精确性方面的改进以外,在对待问题上有了根本的转变;因为以前的经济学家的论证仿佛把人的性格和效率看成是不变量,而现代经

济学家却始终不忘人是他所生存的那个环境的产物这一事实。经济学观点的这种改变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一事实,即在十九世纪最后的五十年中

人性的改变是如此迅速,以致迫使他们不得不加以注意;部分原因是由于各个作家,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学者的直接影响;部分原因是由于自

然科学中某些部门有类似改变的间接影响。

  在十九世纪的初期,数理科学大有欣欣向荣之势。这些科学虽彼此有所区别,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的研究对象在各个国家和各个

时代中都是固定不变的。科学的进步是人所熟知的,但科学对象的发展却是陌生的。随着岁月的推移,生物学逐渐在进步,人们开始对动植物

生长的性质有了较明确的概念。他们懂得如果科学的对象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则适用于某一阶段的规律如不加修正就很难适用于其他阶段;

科学规律必须同它们研究对象的发展有一个相应的发展。这种新观念的影响逐渐扩展到人文科学;而在哥德、黑格尔、孔德和其他人的著作中

显现出来。

  最后,生物学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它的各种发现,像早年物理学上的发现一样,大大引起世人的注意,伦理和历史科学的语调有了显

著的改变。经济学也参加到这个总的运动中来,对于人性的柔韧性以及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现行方法对人性的作用和反作用给予不断增

大的注意。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有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新趋势的最初重要的迹象。

  穆勒的追随者离开李嘉图直接继承者所采取的立场,向这个方向继续前进;和机械因素相区别的人的因素在经济学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

位。且不提当时在世的经济学家,这种新的风气弥漫于克利夫莱斯里的历史研究,白哲特,凯恩斯,托因比和其他学者多方面的著作之中,尤

其是杰文斯的著作,它因巧妙地综合了各种绝大的优点而在经济学史上取得了辉煌不灭的地位。

  一种新的社会责任观到处流传。在议会中,在报纸和讲坛上,人道主义精神响彻云霄。穆勒和追随他的那些经济学家促进了这一运动,反

过来他们又从这个运动得到很大的启发。一半由于这个原因,一半由于现代历史科学的发展,他们对实际材料的研究也更加广泛而达观。的确

,有些早期经济学家在历史和统计方面的研究,即或有超过者,亦不多见。但是他们从前无法知道的许多情况,现在是人所共知了。既不像麦

卡洛克那样深通商业又没有他那渊博历史知识的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和现实材料的关系也能提出比他广泛而明确的见解。

  在这方面他们曾得力于各种科学(包括历史学在内)方法的普遍改进。

  从而,经济学上的推理在各方面现在比过去是更加精确了。任何研究中所假设的前提表述得比从前是更加谨严了。但是思想的缜密在它的

运用中却起了部分破坏作用;事实表明,一般理论在以前的许多运用现在是站不住脚了,因为以前没有留心想到所暗含的全部假设以及在所讨

论的特殊事例中是否大体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因此,许多教条已被打破,这些教条仅仅因为它们表述得不谨严,所以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但

是由于同样的理由,它们充作那些以之武装自己而进行斗争的卫道者(主要是资本家阶级的)的武器库。这种破坏作用乍看起来似乎贬低了经

济学上一般推理过程的价值,但结果适得其反。它为我们正在兢兢业业地建立的那种更新更强大的理论机器扫清了道路;它使我们有可能比那

些最初着手解决经济难题的能手巨匠对生活看得更加全面,前进得更加稳健,科学性更大,教条主义气习更少;而我们现在的坦途是由他们开

拓的。

  这种变化也许可以看成是从经济学方法发展的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过渡,在初级阶段,对自然运转的描摹照例是简单的,为的是能使这

些现象用简易的语句表述出来,而在高级阶段,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却更加仔细,描摹的也更加原本,甚至牺牲一定程度的简明性和通俗性也在

所不惜。因此,经济学上的一般推理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在步步都易引起敌对批判的这个世纪中所建立起来的阵地,比它那威望极高的时候还

要巩固。

  上面我们仅从英国的观点考察了近来的发展。但英国的发展只不过是扩及西欧各国的这一广泛运动的侧面而已。

  第八节 续前。

  英国经济学家在外国有许多信徒,也有许多批判者。法国学派从它那十八世纪的大思想家那里获得了继续的发展,并且避免了英国第二流

经济学家所常犯的特别是关于工资的许多错误和混乱。自从萨伊以来,它做了许多有用的工作。古尔诺是法国学派最有天才的建设性思想家;

而傅立叶,圣西门,普鲁东和路易·勃朗却提出了许多最有价值和最狂妄的社会主义见解。

  近几年以来,最大的有关的发展也许要算美国了。一世纪以前,“美国学派”被认为是由凯雷领导下的一群保护主义者组成的;但现在由

一些英明思想家组成的新学派正在形成;有迹象表明,美国在经济思想上正在取得它在经济事务上已经取得的那种领导地位。

  经济科学在它的两个策源地荷兰和意大利大有复苏之势。奥国经济学派的精湛的分析工作尤其引起各国极大的注意。

  但总的看来,近代大陆上所曾作的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工作是在德国。在承认亚当·斯密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德国经济学家首先被他们所认

为的那种岛国偏狭性和李嘉图学派的自信所激怒。他们尤其不满的是英国自由贸易主义者所作的那种假设,即就一个像英国这样的工业国家所

确立的命题可以原封未动地搬到农业国家中去。李斯特的卓越天才和爱国热忱推翻了这个假设,并指出,李嘉图主义者很少考虑到自由贸易的

间接效果。就英国而论,忽视了它们,也为害不大;因为它们基本上是有益的,并从而扩大了直接效果的影响。但是他指出,在德国尤其在美

国,自由贸易的许多间接效果是有害的;他认为这种害处超过它的直接利益。他的许多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但有些却是适用的;因为英国经济

学家不肯对它们进行耐心的讨论,所以,为那些正确论点所感服的政客们,为了鼓动群众,对那些不科学的但对工人阶级具有较大感染力的论

点的使用,也默不作声。

  美国的工业家们把李斯特当作自己的代言人。他给他们所写的一本通俗小册子的广泛流行,是他在美国的名望和有系统的阐述保护主义理

论的开始。

  德国人喜欢说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学派对国民生活的重要性作了过低的估计;说他们有一方面为了自私的个人主义和另方面为了无力

的博爱的世界主义而牺牲国民生活的倾向。他们认为李斯特在激起爱国主义情感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爱国主义的情感比个人主义的更加慷

慨,比世界主义的更加坚强确定。重农学派和英国经济学家的世界主义感是否如德国人所想像的那样强烈,是值得怀疑的。但近代德国政治史

对德国经济学家在国家主义方面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为侵略大军所包围的德国,只有借助于爱国热忱才能存在。德国学者竭力主张(也许

有些过分),利他主义感在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方面的活动范围比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方面还要狭隘。

  虽然德国人在情感上是民族主义的,但在他们的研究上却是高尚国际主义的。在经济史和通史的“比较”研究方面他们是领先的。他们罗

列了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的社会工业现象,把它们作了这样的整理,以便阐明各现象彼此之间的关系;并对这些现象和可供参考的法学史结合

起来加以研究。

  德国学派中少数成员的著作有夸张毛病,甚至对李嘉图学派的理论持有小心跟儿的轻视态度,而这种理论的要义和目的连他们自己也不懂

。这就引起了许多无味的激烈争论。但这个学派的领导者几乎都没有这种偏狭心理。对他们和他们的国外同行在研究和解释经济习惯和经济制

度的历史方面所进行的工作作出过高的估价,也许是困难的。它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成就之一,是我们真实财富中的一项新的宝贵财富。它几乎

比任何其他东西都能扩大我们的眼界,提高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伦理生活和它所体现的那种神圣原则的演进。

  他们把自己的注意集中在历史地探讨科学上,集中在把科学应用在德国社会政治生活条件特别是德国官僚政治的经济义务上。但是由于赫

尔曼的卓越天才的指导,他们曾进行了精辟的理论分析工作,这种分析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同时他们也大大地扩大了经济理论的范围。

  德国思想也促进了对社会主义和国家职能的研究。世人所知道的近代极其彻底的大多数倡议即为了社会的利益而几乎无偿地征用私有财产

,正是来自德国学者,其中有些是犹太血统。的确,仔细研究以后,他们的著作不如初看起来那样深刻和卓具创见。但是它从它那辩证法妙术

和优异的风格,以及有时从那渊博而被歪曲了的历史知识中,取得了巨大的力量。

  除了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以外,德国还有许多思想家,他们坚决认为,私有财产制度的现存形态缺乏历史根据;并根据许多科学和哲学的理

由要求重新考虑和个人相对的社会权利。德国人民的政治军事制度,近来助长了他们那种比英国人依赖政府多依赖个人企业少的自然趋势。在

有关社会改良的各种问题上,英德两国有许多值得互相学习。

  但是在当代的各种历史知识和要求改良的热潮中,经济科学上一件困难而十分重要的工作有被忽略的危险。经济学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有

忽略慎重而严密的推理的趋势。所谓科学的生物学观的抬头,有把经济规律和经济尺度的概念抛入幕后的倾向;仿佛这些概念太谨严死板,不

适用于那种活的不断变化的经济有机体。但是生物学教导我们说,脊椎动物的机体是最发达的,现代经济组织是有脊椎的;而讨论它的科学也

不应当是无脊椎的。它应当有使自己密切适应世界现实现象所需要的那种巧妙和敏感;但是它还必须具有一个仔细推理和分析的坚固脊椎支柱


86#
 楼主| 发表于 2009-12-17 16:26:37 | 只看该作者

经济学原理--附录三 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

附录三 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

  第一节 统一的社会科学可望而不可即。孔德建议的价值,他的非难的弱点。 有些人和孔德同样认为,人类社会行为任何有益的研究其

范围和整个社会科学一样广泛。他们认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联系是如此密切,以致单独对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加以研究必然是徒劳无益的;

他们力劝经济学家放弃经济学研究,而专心致志共同发展统一的无所不包的社会科学。但是人类社会行为的范围太广大繁杂,是不能单独由一

种科学加以分析和解释的。孔德自己和斯宾塞以无比的知识和卓越的天才曾从事于这一工作。他们以他们的广泛研究和建设性意见在思想上开

辟了一个新纪元;但在统一的社会科学的建立上,他们甚至很难说是迈了第一步。

  当卓越而性急的希腊天才家坚持寻求单一的基础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时候,自然科学的进步很慢;而现代自然科学有了长足的进步,是

由于它把广泛的问题分割成几个组成部分。无疑地,成为一切自然力的基础的统一性是存在的;但是在发现这种统一性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任何

进展,虽取决于对整个自然领域所作的偶然观测,也同样取决于由坚持不渝的专门研究所获得的知识。增加使后代有可能比我们更好地了解支

配社会组织发展的那些因素的材料,需要同样耐心的细致的研究工作。

  但另一方面,也必须完全承认孔德的看法,即使在自然科学方面,专门从事某一领域的人,也有责任和从事相近领域的人保持经常不断的

接触。视线永不越出自己范围的那些专门家,往往把事务看得和实际不相称;他们所搜集的知识,大多用处较相对的不大;他们在一些旧问题

的细节上绕圈子,而这些问题多数失去自己的意义,且为用新观点提出的新问题所代替;他们没得到各种科学上的进步通过比较周围现象所提

出的真知灼见。因此,孔德的一大功绩是,他坚持认为社会现象的统一性必然使社会科学专家的研究工作甚至比自然科学专家的研究工作更加

徒劳无益。穆勒在承认这点的同时,继续说“对其他事物一窍不通的人多半不是一个好经济学家,各种社会现象都在彼此交互作用着,如孤立

起来,则不能加以正确的理解;但这决不是说,社会物质工业现象本身不容作出有用的概括,而只是说,这些概括势必同一定的文明形态和一

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相关的”。

  第二节 经济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方法。

  的确,经济学所讨论的种种因素在使用演绎法上具有一个有利条件,即它们的结合方法,正如穆勒所说,是机械的,而不是化学的。这就

是说,当我们分别知道两种经济因素的作用时(例如,工资率的增加和某业工作困难程度的减少,将分别对该业劳动供给发生影响)我们就能

够大致预料它们的联合作用,而无须等待它的出现。

  但即使在机械学上,冗繁的演绎推理也只能直接适用于实验室里所发生的现象。仅凭这些推理,还不足以处理参差不齐的材料和现实世界

中各种因素错综而无常的结合。因此,它们必须补充以具体经验,并和不断研究新的材料与不断寻求新的归纳结合起来加以运用(而且它们往

往居于次要地位)。例如,工程师可以相当精确地计算装甲舰在静水中失去稳定的角度;但是在他预料该舰在暴风雨中所要发生的情况以前,

他将利用那些有经验的水手的观察,他们曾在日常海面上观察过它的动作;经济学所必须考虑的因素比机械力量的数目多,确定性少,且不易

为人所觉察,同时性质上也更加不同;而它们对其发生作用的材料更变动不居,齐一性更小。此外,有些场合,其中经济因素的结合取化学上

的随意性者多,而取机械上的纯规则性者少,这些场合既不是极其罕见的,也不是无关重要的。例如,某人的收入稍有增加,一般会使他在各

方面多买些东西。但是收入增加很多,可能改变他的习惯,也许提高他的自尊心,使他完全不喜欢某些东西。一种时尚从上流社会传到下流社

会,可以使它在上流社会中绝迹。其次,我们体恤贫民的心切,可以使我们滥发布施,也可以完全取消某些慈善形式。

  最后,药剂师所研究的东西始终是不变的,而经济学像生物学一样,它所研究的东西,其本性内部结构和外形都是经常变化着的。药剂师

的预断全部建立在这一暗设之上,即所用的试药是应有的试药,或至少其中的杂质可加以忽略。但即便是他,在处理人的时候,离开了具体经

验,也很难有多大的进展。他主要依靠的是,告诉他新药对健康人的影响如何,以及对患有某种疾病的人的影响又如何;甚至在一般经验以后

,他在该药对体质不同的人的作用方面,或在和其他药品新的配用方面,也可以发现料想不到的结果。

  如果我们看一看像商业信贷与银行,职工会和合作社这样一些严重经济关系的历史,我们就知道,在某时某地大体上成功的经营方式

(modesofworking),而在他时他地却完全失败了。这种区别有时可以仅仅归结为文化或道德和相互信赖的不同;但这种解释是较困难的。在

某时某地人们将过于彼此信赖,并牺牲自己以求公共福利,但只在某些方面;而在他时他地将有同样的限制,但方向将有所不同;每次这样的

变动使经济学上的推理范围受到限制。

  就此刻而论,种族的易变性比个人的易变性更为重要。的确,个人性格的改变,一半出于任意,一半却按照常规。例如,参加劳资纠纷的

工人的平均年龄在预测它所用的方式方面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也是真的。但一般说来,因为年青的和年老的,性情刚强的和性情沮丧的人,

在某时某地和在他时他地约占有相同的比例,所以,个人性格上的特点和性格的改变,对于演绎法的一般运用比初看起来妨碍要小些。这样,

通过对自然的耐心研究和分析上的进步,规律的作用便侵入到医疗学和经济学这两个新的领域来了;关于日益增加的各种因素的单独作用和共

同作用的某种预测,不靠具体经验,也成为可能的了。

  第三节 解释和预断是方向相反的同一过程。只有以全面分析为基础的对过去材料的解释才能作为将来的借鉴。 可见,经济学上分析和

演绎的作用,并不在于锻造几条推理的长链锁,而在于恰当地锻造许多短链锁和基本环节。但这也不是轻而易794附录三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举

的事。如果经济学家漫不经心地进行草率的推理,他就很容易使自己的研究工作处处都联系得很坏。他需要仔细利用分析和推理,因为只有借

助于它们,他才能选择正确的材料,进行适当的分类,并使它们在思想上有参考价值,在实践上有指导作用;同时因为每次推理都必须建立在

归纳的基础上面,所以,每个归纳过程势必包括分析和推理。换言之,解释过去和逆料未来并不是两件不同的事,而是同一件事的两个相反方

面,一个是从结果到原因,另一个是从原因到结果。希穆勒说得对,“要获得各个各别原因的知识,我们需要归纳法,它的最终结论不是别的

,而只不过是演绎法所用的三段论法的倒置而已……

  归纳法和演绎法都建立在同样的趋势,同样的信念和同样需要我们的理性的基础上面。”

  只有通过发现能够影响某事件的所有事件和其中各个事件独自影响的方式,我们才能全部说明该事件。如我们对其中任一事件或关系的分

析不完全,如我们的解释有错误的倾向,则内在的推论已经向建立那种归纳发展,这种归纳虽似乎可以自圆其说,其实却是错误的。

  而如我们的知识和分析是完全的,则我们只要颠倒我们的思维过程,我们就能够推知未来,几乎像我们根据同样的知识对过去所能作的解

释那样准确。只有当我们越过第一步的时候,预断的准确性和解释的准确性才有了很大的区别;因为在预断的第一步中所作的任何错误,在第

二步中将有所积累和加剧;而在解释过去方面,错误多半不易积累起来;因为观察或有记载的历史在每一步中都可重新予以检查。归纳和演绎

的同一过程在解释历史上的已知事件和预断未知事件方面,几乎可以同样地加以运用。

  因此,决不能忘记,观察或历史虽然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和另一件事是同时发生或连续发生的,但不能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是否为第二件事

的原因。只有通过作用于材料的理性,才能求得答案。当人们说历史上某事件教导这点或那点时,该事件发生时所存在的全部情况是从未加以

正视的。有些情况被暗地(如果不是无意识地)假设成不相关的;这种假设在某特定场合可能是对的,但也可能不对。丰富的经验和较仔细的

研究可以证明,被认为引起这一事件的那些原因,如无外援,或许不会造成那一事件;甚至也许证明,这些原因阻碍了该事件的发生,而它是

由遗漏了的其他原因产生的。

  这种困难在关于我国当代事件的最近争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每当从这些事件作出有反对意见的结论时,它须付诸公决;不同的解释提出

来了;新材料被发现了;旧材料被审查和重新整理了,而在某些场合还支持最初从它们所作的那种相反的结论。

  分析上的困难和对分析的需要,因没有两个经济事件在各方面都完全相同这一事实而增加。当然,两个单纯事件尽管十分相似,如两个农

场的租佃条件尽管由几乎相同的原因所决定;交给咨询委员会的两个工资案件尽管可以提出大致相同的问题;但是,即使小规模的完全重复也

是不存在的。不论两个事例如何相似,我们必须决定,二者之间的区别是否因实际上无关重要而可以忽略;而这也许是不很容易的,即使这两

个事例所指的是同一个时间和同一个地方。

  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古代材料,我们就必须考虑到同时涉及经济生活全部性质的那些变化;不论现在的问题和历史上所载的另一个问题在外

貌上如何相似,很可能,进一步研究会发现它们在本质上有根本的区别。除非这样,从前者到后者不可能作出有效的论证。

  第四节 借助于常识往往能作广泛的分析,但它发现不明的原因特别是原因之原因却是罕见的。科学机器的职能。 这就使我们来考虑经

济学和古代材料的关系了。

  经济史的研究有各种不同的目的,从而也相应地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当作通史的一个分支,它的目的也许在于帮助我们理解“各个时期所

曾有的社会组织,各社会阶级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它也许要问“什么是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生活必需品和生活方便譬如何生产;什么组

织提供并指导劳动;从而所生产的商譬如何分配;什么是以此为基础的制度和分配”等等。

  这种工作虽然本身是饶有趣味的,重要的,但它不需要大量的分析;一个勤而好学的人可以为自己提供大部分所需要的东西。深通宗教伦

理、文化艺术和社会政治状况的经济史家可以扩大我们的知识范围,提出宝贵的新见解,即使他满足于观察那些靠近表面的近似现象和因果关

系。

  但是,不知不觉地他的目的势必超过这些范围,并企图发现经济史的底蕴,揭示风俗兴败的秘密,并解释那些不再认为是自然所赋与的难

以解释的其他现象。对于借鉴过去以指导现在,他多半也不加规避。的确,人类理智不喜欢在它所遇见的那些事件的因果关系的概念中留有空

白。仅仅通过按一定顺序整理材料并有意无意地提防因果倒置,经济史家就担负了向导的责任。

  例如,英国北部实行了按固定货币地租的长期租佃,接着农业和当地居民的一般状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在推断它是这种改善的唯

一甚或主要的原因以前,我们必须研究同时还发生了哪些别的变化。以及这种改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中的各个变化。例如,我们必须斟酌

农产品价格的变动和边陲社会秩序确立的影响。这就需要谨慎和科学方法;除非这样,就不可能作出关于长期租佃制的一般趋势的可靠结论。

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根据这种经验主张在,比方说,爱尔兰现在实行长期租佃制,而不考虑各种农产品的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质的区别,

以及金银产销方面的可能变动等等。土地使用的历史充满着好古趣味;除非借助于经济理论对它加以仔细的分析和解释,它就不可能很好地说

明什么是各国现在所应采用的最好的土地使用形式这一问题。例如,有的人认为,因为原始社会通常都共同占有土地,所以,土地私有制显然

是一种人为的过渡制度,有的人同样自信地认为,因为土地私有制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了它的范围,所以,它是未来进步的必要条件。但是

,要想从历史汲取关于这个问题的真正教益,就需要分析过去共同占有土地的种种影响,以便发现其中各种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始终保持同一作

用,在多大程度上因人类习惯、知识、财富和社会组织的改变而有所改变。

  工业,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方面的行会与其他同业会社和团体的那些声明(即他们利用他们的全部特权以求公众福利)的历史,甚至是更

饶有趣味而富于教益的。但是,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完全的判断,尤其是要以它作为我们现在的借鉴,就不仅需要老练历史家的丰富知识和机警

的直觉,而且还需要掌握有关垄断、对外贸易和租税归宿等方面的许多极其困难的分析和理论。

  而如果经济史家的目的是在于发现世界经济秩序的动力,是在于取法过去以指导现在,他就应当利用有助于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各种

方法;他就应当找出各种事件的真正原因,并使之占有适当的地位;尤其要找出动变的远因。

  试以海事观之,使用陈旧武器的战斗群情也许对那时代的通史学者具有很大的兴趣;但它们对今日的海军指挥却没有多大的指导意义,因

为他所必须应付的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战争。因此,正如马汗上尉所说,今日的海军指挥对过去的战略比战术将更加注意,他并不十分关心各个

具体战役的细节,而关心的是那些基本作战原则的实际运用,这些原则使他能统帅全军,而各部队仍不失应有的主动性;保持广泛的变通,而

仍能迅速集中,并以优势兵力突破一点。

  同样地,深通某时普通史的人,可以生动地描绘某战役中所用的战术,而这种描绘在其主要轮廓方面是真的,即使有时错了,也无妨大体

;因为武器已经过时,人们多半是不会抄袭战术的。但是,要了解一个战役的战略,要区别过去某大将的真正动机和表面动机,他自己必须是

一个战略家。而如果他负责提出(不论如何谦逊)今日战略家从他所记载的战役所必须受到的一些教益;那末,他对今日和往昔的海军状况势

必作了详尽的分析;他对许多国家中研究困难战略问题的人的著作对他的帮助决然不能加以忽视。海军史是这样,经济史也是这样。

  只是在最近,而且多半由于历史学派批判的有益影响,经济学上的一种区别始为人所注目,这种区别相当于战争中战略与战术的区别。相

当于战术的是经济组织的外部形态和偶然事件,它们取决于暂时的或当地的倾向,风俗和阶级关系;取决于个人的影响;或取决于生产资料。

而相当于战略的是经济组织的比较根本的本质,它主要取决于人人所具有的欲望和活动、编好和嫌厌。的确,它们在形式上既不是始终如一,

在本质上甚至也不十分相同;但是,它们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的因素,足以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加以概括,借助于这种概括,某时某代的经验

可以说明他时他代的困难。

  这种区别和经济学上运用机械学和生物学类例的区别相似。十九世纪初期的经济学家对它没有充分的认识。李嘉图的著作也显然缺乏这种

区别。当人们没有注意他的研究方法中所含的原理而只注意他所作的具体结论时;当这些结论被变成教条并生硬地运用于与他不同的时间地点

时,无疑地,它们的为害很大。他的思想像锋利的凿一样,不小心就很容易割手,因为它们的柄十分笨拙。

  但现代经济学家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反对教条,发展分析和推理的原理时,却发现了一中有多和多中有一。例如,他们知道,他分析

地租的原理,对许多今日通常叫做地租的东西和中世纪历史家往往不正确地描述为地租的绝大部分东西是不适用的。但地租原理的运用范围是

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因为经济学家也知道,只要谨慎小心,它可以适用于各个文明阶段初看起来似乎完全不像地租的许多东西。

  当然,战略家是不能忽视战术的。虽然人的寿命有限,不能对他同经济困难所作的各次搏斗中的战术加以详细的研究,但是,除非把人在

某特定时代和特定国家中和他的困难作斗争的战术和战略的渊博知识结合起来研究,对经济战略上各个广泛问题的研究多半没有很大的价值。

此外,各个战略学家应当根据个人的观察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细节加以仔细研究,其目的未必在干出版,而在于锻炼自己。而这对他解释和权衡

他从书报上所得到的不论关于现在或过去的事迹有很大的帮助。当然,一个有思想的善于观察的人,总能从谈话和当代文学中获得关于他那个

时代特别是他周围的经济材料的知识。他这样不知不觉地所积累起来的材料,在某些方面有时比他从所有文献上所得到的关于远时远地的某类

材料还要生动而完全。且撇开这点不谈,对材料也许主要对他自己那个时代的材料进行直接而认真的研究,在需要任何一个严肃经济学家的时

间上,将大大地超过纯粹分析和理论的研究;即使他是一个重视思想远过于重视材料的人,即使他认为,与其搜集新材料,不如更好地研究现

成材料,这种研究是我们现在所迫切需要的,或是在提高人与困难作斗争的战术和战略方面对我们将有很大的帮助。

  第五节 续前。

  诚然无疑,许多这样的工作需要细致的科学方法者少,而需要机智、分寸感和丰富的生活经验者多。但另一方面,许多工作,如没有这种

机器,是不易完成的。自然本能将正确地选择并适当地综合与所述问题有关的那些事项;但它主要从所熟习的事物中加以选择;它很少使人洞

见他个人经验的底蕴,或远远超出这种经验的范围之外。

  已知原因的那些结果和已知结果的那些极其明显的原因一般都不是最重要的,这在经济学上也是有的。“看不见的东西”比“看得见的东

西”往往更加值得研究。如果我们并不是正在讨论仅仅具有局部兴趣或暂时兴趣的某一问题,而是在制定谋求公众福利的长远政策方面寻求指

导;或如果我们由于某种别的原因考虑直接原因少,而考虑原因的原因多,则情形尤其是这样。因为经验表明,常识和机智,如所预期的那样

,是不足以胜任这种工作的;即使实际锻炼也往往不能使人摸清超出他的直接经验范围以外的那些原因的原因;即使他想这样做,那也往往不

会使他成功。为了做到这一点,各人都得求助于历代所逐渐积累起来的思想和知识这一强有力的机器。因为有系统的科学推理在生产知识中所

起的作用的确像机器在生产货物中所起的作用一样。

  当同一种操作必须用相同的方法重复进行的时候,制造一架机器来做这种工作一般是有利的。纵令工作细节上的变化是如此变动不居,以

致使用机器不利,货物必须用手工生产。在知识方面也一样,如有任何研究或推理的过程,其中同一种工作必须用相同的方法重复进行,则把

过程化成体系,组织推理方法,并制定一般命题,以便用作材料加工的机器和在工作位置上牢牢夹住它们的一把钳子,是值得的。纵或经济原

因和其他原因的交错是如此纷繁,以致精确的科学推理对我们所寻求的结论很少有巨大的帮助,但是,在它所能达到的范围内,不利用它的帮

助,却是愚蠢的。这和科学万能,实践才能和常识将无用武之地这一极端相反的假设,是同样愚愚的。不论某建筑家具有多么丰富的机械学知

识,如果他的常识不丰富,审美观念不发达,则他只能建筑一所很不雅观的房子;而一个不懂机械学的人,他的建筑不是不稳固,就是在施工

过程中有所浪费。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布林德利,也许比一个机智较差但受过很好训练的人在某种工程上做得更好;一个聪明的护士,一看她

的病人,也许比一个有学问的医生在某些方面提出较好的诊断;但是,工程师却不应当忽视理论机械学的研究,医生也不应当忽视生理学的研

究。

  因为才智和手艺一样,是与其所有者共生共灭的。但各代对工业机械或科学工具的改进却传于后一代。现在也许没有一个雕刻师比修建巴

特农神殿的雕刻师更加能干,没有一个思想家比亚理士多德更富有理智。但思想工具的发展像物质生产工具的发展一样,是累进的。

  不论科学艺术思想或实用工具中所体现的思想,都是历代相承的最“真实的”遗产。如果世界物质财富遭到破坏,而这种财富由以制造的

思想却被保留下来,则它会很快地得到补偿。但是如果所丧失的是思想,而不是物质财富,则这种财富会逐渐消失,世界复归于贫困状态。如

果我们丧失了对纯事实材料的绝大部分知识,而保留了建设性的思想观念,则我们会很快地重新获得这种知识;而如果思想消灭了,则世界势

必复归于黑暗时代。可见,追求思想比搜集材料,从严格意义来说并不是不“真实的”工作;虽然搜集材料在某些场合可以适当地用德语叫做

实际研究(realStuduim),也就是说,特别宜于实科学校(realSchulen)的那种研究。经济学广大领域中的任何部门的研究,其中搜集材料

和把材料联系起来的分析与构思都配合成这样的比例,而这种比例被认为最能增进知识和促进该特殊部门的发展,这种研究,从严格使用这个

字的意义来说,才是最“真实的”。至于什么是这样的比例,却不能随便决定,而只能由潜心的研究和具体经验加以解决。

  第六节 续前。

  经济学所取得的进步比任何别的社会科学都要大,因为它比其他社会科学更加精确。但是,经济学范围的每次扩大,总会使这种科学精确

性受到损失。而这种损失究竟大于或小于因范围扩大而来的利益这一问题,是不能呆板决定的。

  有很大的争论范围,其中经济问题具有很大的但不是唯一的重要性;每一个经济学家都有权合理地给自己决定,他在该范围内将探索多远

。他离开他的据点愈远,而对那些不能在某种程度上至少可以纳入科学方法的生活条件和行为动机考虑得愈多,则他所能议论的信心也就愈小

。不论什么时候,他从事于生活条件和动机的研究,而它们的表现又不能化成确定的标准,他决不能借助于古今国内外其他学者的观察和思想

;他必须主要依靠他自己的直觉和推测;他必须以个人判断所具有的那种谦逊态度说话。但是,如果深入到社会研究的偏僻领域时,他谨慎地

进行自己的工作,并完全认识到他的研究工作的局限性,则他将会作出极大的贡献。

87#
 楼主| 发表于 2009-12-17 16:27:02 | 只看该作者

经济学原理--附录四 抽象推理在经济学中的运用

附录四 抽象推理在经济学中的运用

  第一节 经济学中没有进行一长串演绎推理的余地。数学所提供的服务的性质及其局限性。

  归纳法借助于分析和演绎,汇集有关各类材料,整理它们,并从中推出一般原理或规律。然后演绎法一时又起着主要的作用。它把这些原

理彼此联系起来,从中暂时求出新的更广泛的原理或规律,然后再叫归纳法主要分担搜集、选择和整理这些材料的工作,以便检验和“证实”

这个新规律。

  很显然,经济学上是没有进行一长串演绎推理的余地的。经济学家甚至像李嘉图也没有作过这样的尝试。经济研究中经常使用数学公式,

初看起来似乎主张与此相反的东西;但是,经过研究之后,我们发现这种主张是虚妄的,也许除了某理论数学家为了数学游戏而使用经济学假

设的场合,因为那时他所关注的是,根据经济研究已提供了宜于使用数学方法的材料这一假设来证明这种方法的潜力。他对这种材料不负技术

上的责任,而且往往不知道这种材料是如何不足以承担他那强大机器的压力。但数学上的熏陶有助于运用极其简练的语言来清楚地表述经济学

推理的某些一般关系和某些简短的过程,而这些虽然能用日常语言表述,但表述得不能同样轮廓分明。尤其重要的是,用数学方法处理物理学

问题中的经验使我们对经济变动的交互作用的理解,比用任何其他方法所得到的理解更加深刻。直接运用数学推理去发现经济学真理,近来在

大数学家手里对研究统计平均数和机遇率以及衡量相关统计表的一致程度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第二节 独立思考是科学工作中的主要力量;它的作用并不在于提出抽象的假设,而在于使广大范围内发生作用的现实经济力量的错综影

响相联起来。

  如果我们闭目不见现实,我们可以用想像来建造一所水晶大厦,它将间接说明现实问题;并且对那些全然没有像我们所遭遇的经济问题的

人来说也许饶有趣味。这种游戏往往有意料不到的价值。它启发心灵,并且似乎只能带来好处,如果清楚了解它的目的的话。

  例如,货币在经济学中所占的支配地位来自它是动机的尺度而非努力的目的这一论断,可以由下述假想加以说明,即货币充作动机尺度的

这种专门用途可以说是一个偶然现象,也许是我们世界中所特有的偶然现象。当我们要引诱某人给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一般都给他钱。的确

,我们可以诉诸他的慷慨或责任感;但这就要引动那已有的潜在动机,而不是补充新动机。如果我们必须补充一个新动机,我们一般要考虑恰

恰使他值得做某事需要货币若干。诚然有时充作行动引诱的感恩、尊敬或荣誉可以表现为一个新动机,尤其是它如果能凝成一定的具体形象;

例如,像有权使用学士字样,或佩带星勋章或爵士最高勋章。这些荣誉是比较罕见的,而且也只和少数事件相关的;它们不会充作支配人在日

常行动中的那些普通动机的尺度。但是,政治上的功绩通常都以这些荣誉加奖,很少用别的方式。这样,我们就逐渐习惯于用荣誉而不用货币

来衡量它们。比如我们假定某甲为他的党或国家利益的效劳,按照情形,适当地酬以骑士身份,而这种身份对某乙的报劳却显然不足,因为他

已获得了男爵身份。

  很可能,也许有些世界,其中没有人听说过物质东西或一般所理解的财富的私有制;各种善行都按等级表授予荣誉。如果这些荣誉不通过

外力的干涉而能彼此转让,则它们可以充作动机力量的尺度,如同货币对我们那样方便和精确。在这个世界中,尽管很少提到物质东西,也完

全不提到货币,也可以出现和我们现在相似的经济理论著作。

  坚持这点,看来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但情况并不如此。因为在人们的心中就经济学上占支配地位的动机尺度和极端重视物质财富而忽略其

他更高尚的目的这两件事情,产生了错误的联想。衡量经济动机的尺度所需要的仅有条件是,它应当是某种确定的可以转让的东西。它采取一

种物质形态实际上是方便的,但不是必要的。

  第三节 续前。

  从事抽象,如限制于适当的范围,则是一件好事。经济学所讨论的那些人类经济动机的广度曾被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某些经济学家作了过低

的估计;而德国经济学家对它的强调却是一种贡献。但他们似乎误认为英国经济学的鼻祖也忽略了它。殊不知留有很大余地让读者的常识去补

充是英国人的一种习惯;在这种场合,过分保持缄默会经常引起国内和国外的误解。这种缄默也曾使人们认为经济学的基础比它们实际上所具

有的还要狭隘,和现实生活的联系还更不密切。

  例如,人们过分注意了穆勒的这一论点即,“政治经济学把人看作是专门从事于获得财富并消费财富的人”(《论文集》第138页,《论理

学》,第六篇第九章,第三节)。但所忘却的是,他在那里是就抽象地讨论经济问题来说的,这种抽象讨论他曾一度设想过,但从未实现,而

宁愿著述《政治经济学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一书。也遗忘的是,他继续说道,“一个人的一生中,既不受除了追求财富以外的任何动

机的直接影响也不受它的间接影响的行动,也许是没有的”;其次遗忘的是,在讨论经济问题的过程中,他经常考虑到追求财富以外的许多动

机(见以上附录二,第七节)。不过,他对经济动机的讨论,不论在本质上或方法上,都不及他当时的德国经济学家,尤其是赫尔曼。

  在克尼斯的《政治经济学》第三章第三节 中有这样一个具有启发性的

  论点,即不能购买的不能衡量的愉快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且有随着文明的进步而增加的趋势;英国读者可以参阅塞姆所著的《工业科学

大纲》。

  这里似乎有必要指出瓦格纳的巨著就三版中关于经济动机分析的主要项目。他把经济动机分为利己动机和利他动机两类。利己动机有四:

第一个也是经常起作用的动机是争取个人的经济利益,和畏惧个人的经济困难。其次是畏惧惩罚,和希望报酬。第三是荣誉感,和争取承认,

其中包括希求他人的赏识,以及畏惧羞耻和轻蔑。最后一个利己动机是,贪求职业,和活动的乐趣;以及工作本身及其环境的舒适,其中包括

“行猎的快乐”。利他动机是“内心命令善行的冲动力,和责任感的压力,以及畏惧个人内心的谴责,也就是说,畏惧良心的谴责。在它的纯

粹形态上,这个动机表现为‘绝对命令’,人之遵从它是因为人在内心感觉有照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行事的命令,并且感觉这种命令是对的……

遵从这种命令无疑会产生快感,而违反这种命令则感到苦痛。这些感觉在驱使我们或参加驱使我们继续或停止行动方面,往往有和无上命令同

样强烈的作用,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就这点而论,这个动机本身也具有利己因素,或至少使它消融成一体”。

88#
 楼主| 发表于 2009-12-17 16:27:26 | 只看该作者

经济学原理--附录五 资本的诸定义

附录五 资本的诸定义

  第一节 产业资本不包括雇佣劳动的全部财富。

  第二篇第四章中说过,经济学家对于资本一词的用法,除了遵从一般商业上的习惯(即商业资本)是别无他法的。虽然这种用法的缺点很

多,也很明显。例如,它迫使我们把游艇看成是资本,而不把游艇制造者的车看成是资本。因此,如果他过去一直是常年租车,而不是零星租

车,把一只游艇售予过去一直租游艇的制车商,并买了一辆车以供自己使用;则结果是,本国的资本总额有所减少,减少之数为一只游艇和一

辆车。虽然没有东西遭到破坏,虽然储蓄品仍旧相同,它们本身对当事人和社会带来和以前相同的甚或更大的利益。

  这里我们也不能利用资本因其具有雇佣劳动的特别力量而区别于其他财富形式的这一概念。因为事实上当游艇和车在商人手中,从而算作

资本的时候,比它们在私人手中,不算作资本的时候,对劳动的雇用将有所减少,减少之数等于划船和驾车的劳动。以饮食店和面包房(那里

所有的设备都算作资本)来代替私人厨房(那里没有东西算作资本),对劳动的雇用不会增加,而只会减少。在企业雇主下,工人也许可能享

有更多的个人自由,但他们所得到的物质福利和工资相对于他们所做的工作却比在私人雇主的松散制度下要少些。

  但是,一般都忽略了这些不利条件;几种原因结合起来就使得资本的这种用法风行一时。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私人雇主和受雇人之间的关

系,很少涉及企业主和工人之间或普通所谓劳资双方之间在战略和战术上的冲突行动。这点曾为马克思和他的信徒所强调。他们公开使资本的

定义以此为转移;他们断言,只有那种生产资料才是资本,这种生产资料是由某人(或某群人)所占有,一般通过雇用第三者的劳动,而用于

生产他人所享用的东西;从而生产资料所有者有机会掠夺或剥削别人。

  其次,资本一词的这种用法,在货币市场上和在劳动市场上都是便利的。商业资本通常是与信贷联系着的。如果人能看见运用资本的好机

会,则他毫不犹豫地进行借款,以便增加他所支配的资本。为此他能通过一般商业手续提出他自己的商业资本作为担保,比提出他的用具或私

人车辆更加简便易行。最后,某人仔细地计算他的商业资本账目,他当然酌加折旧,从而使自己的资本不动。自然一直常年租车的人能用铁路

股票的售价购买一辆车,而这种股票的利息比他所付的车租要少得多。如果他把年收入积累到车被用坏的时候,则这种收入将能给他购买一辆

新车,而绰绰有余。这样,他的总资本因这种变动而必将有所增加。但是,他也许不这样做,如果该车为商人所有,则他可以通过一般商业行

径对它提供补偿。

  第二节 关于两种主要性质即预见性和生产性的相对重要性的争论之无谓。

  让我们从社会的观点来看资本的定义。已经指出,唯一严格的逻辑立场是大多数用数学阐明经济学的那些著作家所采取的立场,它把“社

会资本”和“社会财富”等同起来;虽然这种方法使他们失去一个有用的术语。但是,不论某学者在开头采取什么定义,他发觉他包含在那个

定义中的各种因素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他所必须处理的各个相连问题之中。因此,如果他的定义以精确自命,则他势必用解释各资本要素和所述

问题的关系来补充这个定义;而这种解释在本质上和其他学者的解释十分相似。从而,最后结果趋于一致;而读者不管经由什么途径都可以达

到十分相同的结论,虽然要看出潜藏在形式和措辞上的差异的底里的本质上的统一,也许比较费事。开头的分歧原来却比所想像的害处要小些

  此外,尽管措辞不同,而各代和各国的经济学家对资本所下的定义却是一脉相承的。的确,有些经济学家侧重资本的“生产性”,而有些

经济学家则侧重资本的“预见性”,这两个术语都不是完全精确的,都没有指出严密的分界线。虽然这些缺点是精确分类的致命伤,但那只是

次要的问题。关于人类行为的事物,是从来不能根据任何科学原理加以精确的分类的。纳入一定类别而为警官或关税员司参考的那些东西可以

制定精确的表,但这种表也显然是人为的。我们应该慎重保存的是经济传统的精神,而不是它的字句。如我们在第二篇第四章的末尾所指出的

,没有一个聪明的学者曾遗忘了生产性方面,或预见性方面。但有的人着重讨论了某一方面,而别的人却着重讨论了另一方面。不论在哪方面

要划一条确定的分界线是有困难的。

  那末我们看一看把资本当作人类劳作和牺牲的结果,并主要用于获得将来利益(而非现在利益)的各种东西的蓄积这一概念。这个概念本

身是明确的,但它不能使我们作出确定的分类;如同长度的概念是明确的,但除了用任意一个界尺不能使我们划分长墙与短墙一样。

  当野蛮人收集树枝以保护他过夜的时候,他表现了某种预见性。如他用木竿和兽皮搭了一个帐篷,则他所表现的预见性更多,如他建造了

一个小木屋,则他所表现的预见性越更多。当文明人用坚固的砖房或石房代替小木屋的时候,他表现了日益增加的预见性。不论什么地方都可

以划出一条线以区别那些东西,它们的生产是为了未来的满足而不是为了现在的满足。但这种界线也是人为的,不稳固的。寻求这样一条线的

那些人们,发现他们的地位不稳固,除非他们把全部积累财富当作资本包括进去,他们就不能达到一个稳固的立足点。

  这个合乎逻辑的结果是由许多法国经济学家得到的;他们沿着重农学派所指示的方向,运用资本(capital)一词以包括全部积累财富,亦

即生产超过消费的总差额,这种用法同亚当·斯密和他的直接继承者运用股本(stock)一词的意义大致相仿。虽然近几年以来,他们有一种从

狭义的英国意义使用资本一词的显著趋势,但同时德国和英国有些渊博的思想家却沿用从前广义的法国定义。这点特别显著地表现在那些学者

身上,他们和杜阁一样,喜欢运用数学的思想方法;其中最著名的是赫尔曼,杰文斯,瓦尔拉和帕累托与费希尔教授。费希尔教授的著作立论

精辟,见解丰富,赞成资本一词的广泛定义。从抽象的数学观点来看,他的论点是无可争辩的。但他似乎很少考虑到那种合乎市场用语的现实

讨论的必要性;也似乎忽略了白哲特的警告“以固定使用的有限词汇来表示复杂事物的不同意义”。

  第三节 续前。

  不论在英国或其他国家,给资本下一个严格的定义时大多侧重于它的生产力方面,而对资本的预见性却比较忽视。他们把社会资本看成是

生产手段或生产资料的蓄积。但这个一般概念却有不同的解释。

  根据从前英国的传统,资本是由生产中辅助或维持劳动的那些东西构成,或如最近所说的那样,是由那些东西构成,没有这些东西生产不

能以相同的效率进行,但它们不是自然恩赐品。正是根据这种观点,才作了上述消费资本与辅助资本的区别。

  对资本的这种看法,是由劳动市场上的事务提供的。但它从来都不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它把雇主直接或间接提供的支付工人劳动的各种东

西工资资本或所谓报酬资本都算作资本;但是没有包括他们自己或建筑家、工程师和其他自由职业者维持生活所需要的任何东西。而要求得一

致,它必须包括各类劳动者维持效率所需要的必需品;并排弃体力劳动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奢侈品。不过,如果过去达到了这个合乎逻辑的结

论,则它在讨论劳资关系中也许会起着较不显著的作用。

  但在某些国家,特别是在德国和奥国,有把资本(从社会观点来看的资本)局限于辅助资本或工具资本的一种趋势。论点是,为了使生产

和消费截然分开,凡不直接进入消费的东西,都应该看成是一种生产手段。但是,为什么不应该以二重资格看待一种东西,看来似乎是没有适

当理由的。

  其次一个论点是,有些东西对人所提供的服务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它们在生产供人使用的其他东西中所起的作用来服务的,这些东西形

成严整的一类;因为它们的价值是从它们帮助生产的那些东西的价值中来的。给这一类东西命名固然有许多话可说,但是,它是否可以叫做资

本,是值得怀疑的;它是否像乍看起来那样严整,也是值得怀疑的。

  例如,我们可以给工具品下定义,使它包括电车及其他东西,它们从它们给人提供的服务中获得自己的价值;或者我们沿用生产劳动的旧

概念,从而认为只有那些东西才可以看作是工具品,它们的劳务直接体现在物品上。前一个定义使该术语的这种用法和上节所述的用法颇为接

近,郁有含混不清的缺点;后一个定义稍微比较明确,但似乎作了一种本来不存在的人为区别,和生产劳动的旧定义一样,不适合于科学之用

  结论是:从抽象的观点来看,费希尔教授和其他学者所主张的法国定义,立于不败之地。某人的上衣是过去劳作与牺牲的蓄积,是专供给

他提供未来满足的一种手段,正如工厂一样:二者都能给他直接遮蔽风雨。但是如果我们寻求一个与市场相合的现实经济学的定义,那末,必

须仔细考虑市场上认为资本,但不属于中间品范围的那些东西的总量。倘有怀疑,最好是依据传统。由于这些考虑,使我们从企业和社会观点

给资本下了一个上面所述的二重定义。

89#
 楼主| 发表于 2009-12-17 16:27:53 | 只看该作者

经济学原理--附录六 物物交换

附录六 物物交换

   在物物交换中,市场交易的不稳定性比使用货币的地方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某人一般地能够以货币形式付出或收回一定量(非一充的百

分比)价值,而不会大大地改变货币对他的边际效用,而以单一商品的形式则不然。

  让我们考虑两个人进行物物交换的那种场合。假如甲有苹果一篮;乙有胡桃一篓;甲需要一些胡桃,乙需要一些苹果。乙从一个苹果所得

到的满足也许超过他割让十二个胡桃所失去的满足。而甲也许从三个胡桃所得到的满足超过他割让一个苹果所失去的满足。交换将在这两个比

率中间的某一点开始。但是,如果交换继续进行,则甲所割让的每个苹果将增加它对他的边际效用,并使他不愿意再割让更多的苹果,而他每

增加一个胡桃将减低胡桃对他的边际效用,并使他不愿要更多的胡桃;乙的情况则恰恰相反。最后,甲对胡桃的热中和苹果相比不再超过乙;

而交换势必停止,因为一方所愿意提供的任何条件都不利于他方。直到这一点,交换增加了双方的满足,而不能有所再增。均衡出现了;但其

实它不是唯一的均衡,而是一种偶然均衡。

  但是,有一种均衡交换率,可以叫做真正均衡率,因为一旦遇着这种交换率,则它会被保持到底。很明显,如果始终要用许多胡桃交换一

个苹果,则乙愿意交换的极少,而如果要用很少的胡桃交换一个苹果,则甲愿意交换的也极少。必须有一种中间比率,在这种比率下,双方都

愿意进行同样程度的交易。假定这个比率是六个胡桃换一个苹果;甲愿意以八个苹果换四十八个胡桃,而乙愿意按照那个比率收受八个苹果;

但是,甲不愿意用第九个苹果再换六个胡桃,而乙不愿意再用六个胡桃换第九个苹果。这就是那时的真正均衡位置;可是,没有理由假定实际

上会达到这种均衡。

  例如,假定甲的篮子里原来有二十个苹果,乙的篓子里有一百个胡桃,假定开始时甲诱使乙相信他不大愿意要胡桃;从而设法以四个苹果

换了四十个胡桃,以后又用二个苹果换了十七个胡桃,再以后又用一个苹果换了八个胡桃。假定当时达到了均衡,进一步交换对双方都不利。

甲拥有六十五个胡桃,不愿意再用一个苹果甚至来换八个胡桃;而乙因为只有三十五个胡桃,所以对它们的估价很高,不愿意用八个胡桃再换

一个苹果。

  另一方面,如果乙交易有术,他也许可能诱使甲以六个苹果换十五个胡桃,然后又以二个苹果换七个胡桃。那时甲让出八个苹果而得到了

二十二个胡桃。如果开始时的条件是六个胡桃换一个苹果,他用八个苹果换得了四十八个胡桃,则他也许不肯再用一个苹果甚至来换七个胡桃

。但是,因为他拥有的胡桃这样少,他急想多得到一些,并且愿意再用二个苹果换八个胡桃,然后再用二个苹果换九个胡桃,再用一个苹果换

五个胡桃;于是又达到了均衡;因为乙只有十三个苹果和五十六个胡桃,也许不肯以多于五个胡桃之数换一个苹果,而甲所剩苹果无几,以一

个苹果换不到六个胡桃,也许不干。

  在这两种场合,交换,就其所及,增加了双方的满足;当它中止以后,进一步交换势必至少减少其中一方的满足。在各个场合,都达到了

均衡;但它是一种任意的均衡。

  其次假定,有一百个人和甲所处的地位相同,每人都约有二十个苹果,和甲对胡桃都具有同样的欲望;在对方也有一百个人,和乙最初所

处的地位相同。市场上最机敏的卖主也许有些在甲方,有些在乙方。不论市场上是否可以互通声息,交易的平均数多半不会远离六个胡桃换一

个苹果的比率,像在两个人交易的场合那样。但是,多半没有我们在谷物市场所见的那种紧密依附该比率的可能性。交易时甲方的人很可能在

不同程度上战胜乙方的人,因此,接着就用七百个苹果换了六千五百个胡桃;甲方的人既拥有这样多的胡桃,除了至少按一个苹果换八个胡桃

的比率,也许不愿意再进行任何交易。而乙方的人因为每人平均只剩下三十五个胡桃,按照那个比率也许拒绝继续出售。另一方面,乙方的人

交易时也许在不同程度上战胜甲方的人,结果不久就用四千四百个胡桃换了一千三百个苹果,那时乙方的人因拥有一千三百个苹果和五千六百

个胡桃,除了按五个胡桃换一个苹果的比率,也许不肯多售,而甲方的人因为每人平均只剩下七个苹果,也许拒绝那个比率。在一个场合,按

八个胡桃换一个苹果的比率达到了均衡,而在另一个场合,按五个胡桃换一个苹果的比率才达到了均衡。

  借以达到均衡的那种比率,其所以不稳定间接地取决于这一事实,即一种商品和另一种商品交换,而不是和货币交换。因为货币既是一般

购买手段,则似乎有许多人,他们能方便地收回或抛出大量的货币;这就有使市场稳定的趋势。但在物物交换盛行的地方,苹果很可能有时和

胡桃交换,有时和鱼交换,有时和箭交换等等;使市场(其中价值表现为货币)统一的那些稳定因素是不存在的;我们不得不把各种商品的边

际效用看成是可变的。的确,如果胡桃种植业是我们这个物物交换地区的主要产业,所有的买主卖主都存有大量的胡桃,只是甲方的人拥有苹

果,那末,几把胡桃的交换,对它们的储量不会有显著的影响,对它们的边际效用也不会有显著的改变。

  例如,设有某甲有苹果二十个,和某乙进行交易。设某甲愿意以五个苹果卖十五个胡桃,第六个苹果卖四个胡桃,第七个苹果卖五个胡桃

,第八个苹果卖六个胡桃,第九个苹果卖七个胡桃,余此类推;因为胡桃对他的边际效用始终不变,所以,他恰愿以第八个苹果卖六个胡桃,

余此类推,不论在以前的交易中他是否占了乙的便宜。同时假定乙购买头五个苹果宁愿付五十个胡桃,而不弃而不用,购买第六个苹果付九个

胡桃,购买第七个苹果付七个胡桃,购买第八个苹果付六个胡桃,购买第九个苹果只付五个胡桃;因为胡桃对他的边际效用不变,所以他恰愿

以六个胡桃买第八个苹果,不论他以前买的苹果是贱是贵。在这种场合,第八个苹果既然只卖六个胡桃,则交易势必以八个苹果的转移而告终

。当然,如果甲开始时在交易中占了便宜,他也许用头七个苹果买了五十或六十个胡桃;而如果乙开始时在交易中占了便宜,他也许用三十或

四十个胡桃换取了这头七个苹果。这和文中所述的谷物市场以三十六先令的最后价格出售七百夸脱左右的小麦这一事实相符;但是,如果卖主

开始时占了上风,则所付的价格总额也许大大多于700×36先令,而如果买主开始时占了上风,则价格总额也许大大小于700×36先令。交易理

论和物物交换理论的真正区别是在于,在交易理论中,假定市场上所存的准备与另一种商品交换的某种商品数量很多,且操于许多人之手;因

此它的边际效用实际上是不变的;这种假定,一般是对的;而在物物交换的理论中,这种假定一般却是错的。参阅数学附录中注12(乙)。


90#
 楼主| 发表于 2009-12-17 16:28:22 | 只看该作者

经济学原理--附录七 地方税的征税范围及有关政策的几点意见

附录七 地方税的征税范围及有关政策的几点意见

  第一节 地方税的最后征税范围要看居民是否流动,要看有偿税还是无偿税,而有很大的不同。条件的剧变使准确的预见成为不可能。

  我们已经知道,对印刷业征收新的地方税和征收国税不同,这种不同主要在于它使印刷业的某些便于转移的部分转移到地方税的范围之外

。那些需要在当地印刷的顾客要付相当高的印刷费;排字工人也开始外流,直到所剩下的人在当地就业只能维持以前的工资水平而后止;有些

印刷机构转向别的工业部门。对不动产所征收的一般地方税在某些方面却循着不同的途径。逃税力在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对印刷业征收

地方税那样。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即大部分地方税用于直接增进当地居民和工人的福利上,否则他们也许会离开。这里我们需要两个

术语。无偿税是对给纳税人不提供补偿利益的税。某市政府借款从事一种企业,这种企业失败了,只得半途而废,而用于支付这笔借款利息的

税,就是无偿税的一个极端的例子。主要的向富人征收的济贫税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当然,无偿税有驱逐纳税人的趋势。

  反之,有偿税是花用在照明、排水及其他用途方面的税,以便给纳税人提供生活上的某些便利和福利,而这些便利和福利除由当地政府是

不能用其他方法更便宜地提供的。这种税,如管理得当,可以使纳税人受到实惠;它的增加可以吸引居民和工业,而不是驱逐它们。当然,某

税对居民中的一个阶级可以是无偿的,而对另一个阶级却是有偿的。用在举办完善的初级和高级小学上的高税率,可以吸引技工户,而排斥富

户。“偏重于全国性的服务”,“一般是无偿的”,而“偏重于地方性的服务一般给予纳税人的直接利益和特殊利益是和他们的负担或多或少

相称的。”

  但是,“纳税人”一词,就不同种类的地方支出而必须加以不同的解释。用于清洗街道的税,对住户来说是有偿的,而用于永久改良物的

那些税,当然只给他提供部分收益,而大部分收益终归地主所有。

  住户把向他征收的税一般看作是构成他的租金总额的一部分;但是,他也考虑那些由于地方有偿税的支出而得到的生活福利,这就是说,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有选择租金和无偿税总额较低地区的趋势。可是,要估计这种考虑实际支配迁移的程度,是有很大的困难的。它

受消息不灵通和漠不关心的阻挠也许比一般所想像的要小些,但它受各人具体要求的阻挠却很大。得文郡的低税率不会把喜欢伦敦生活的人吸

引到那里;某些工业家阶级关于他们定居在那里,实际上很少有选择的余地。除开人事和商业关系不说,住户还受到迁移上的辛劳和费用的阻

挠。如果这种辛劳和费用相当于二年的租金,除非他所获得的利益是按10%的比率计算三十年,则他势必因迁移而受到损失。但是,当某人因

为某种理由移居时,他对适合他住的各个地区的现在税率和未来税率多半予以充分的考虑。

  劳动阶级的流动性在某些方面大于中产阶级;但是,如果税率很重,有时会对租户方面发生阻力,并使这种新的负担延期转嫁给他。工业

家受他的工人住宅税的影响,往往和受他自己的住宅税的影响是相同的。虽然高税率也许是使某些工业家离开大城市的原因之一,但是,如运

用得经济,它们是否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种税的大部分新支出,如运用得当,从工人的观点(如果不从工业家本身的观

点)来看,会大大增进当地的福利,或减少当地的不便。此外,虽然相权之下有倾向表明,租户慎重地考虑地方税的现在及其未来,但是,他

们不能预测得很远,甚至很少作这样的预测。

  对租税征收范围的分析,必须当作是指一般的趋势,而不是指实际事实。使这些趋势不能加以预料的原因,类似使数学推理不能用来计算

在逆浪中摇摆前进的某船甲板上的球的轨道那些原因。如果该船只向一面倾斜,则球的运动可以计算。但是,在任何一种趋势有时间产生许多

结果以前,它必将停止,而继起的趋势不能加以预测。正如同这样,虽然经济学家差不多在一世纪以前一度解决了租税转嫁的一般趋势;但是

,各地无偿税的相对压力往往变化的如此迅速,以致一种趋势在它被那些不能逆料的变化阻止,甚或反转以前,即告中断。

  第二节 地产的“建筑价值”和它的地基价值加起来就构成它的全部价值,如果建筑物和该地基相称的话,否则另当别论。

  我们已经知道,某建筑商对任何地基所愿支付的地租,是由他对那块地基对建筑物所增加的价值的估计来决定的。在承租以前,他的资本

和他因建筑而借的资本是“流动”资本,并表现为货币;他投资的预期收入也表现为货币。他一方列出他的建筑费用,另一方列出建筑物同地

基的租值和他即将支付的地租的差额,他计算这一差额九十九年租期的折现值(也许是主观上的大致估计,而不是明确的数学计算)。最后,

如果他看见有相当的利润可图,他的企业眼前又没有较好的机会,他就租了那块地基。

  他竭力设法使该地基和在它上面所建筑的房子(或其他建筑物)

  将永久彼此相称;如他能做到这点,则该地产在将来任何时期的租等于它的年地基价值与年建筑价值之和。他期待这笔款项对他的支出提

供充分利润,其中酌加对一种相当冒险的事业的保险费。租中的第二部分歧通叫做(年)建筑价值或房子的建筑租,虽然这种叫法也许不十分

确切。

  随着时间的推移,货币的购买力可能发生变动;该地基适合建筑的那种房子的等级多半会有所改变;建筑技术也势必有所进步。因此,该

地产后来的年价值总额包括它的年地基价值同建筑一所和当时已有的房子提供同样便利的房子的成本的利润。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服从房子的

一般性质始终和它的地基相称这样一个先决条件。如果不相称,就不能精确说明总价值,地基价值和建筑价值之间的关系。例如,假使为了充

分发挥该地基的潜力而需要建筑一个货栈或一所性质完全不同的房子,则该地产的总价值也许小于它的地基价值,因为不拆除旧房而建筑新房

,就不能提高地基价值。而原房上的旧材料的价值也许比拆除它们的成本要小些,其中酌加因此而遭受的时间上的耽误和损失。

  第三节 向地基价值征收的无偿税主要由地基所有者负担;或如事先不知道,则由承租人负担。

  在其他方面同样相宜的两所房子中,住户将对位置较好的那所房子支付一笔等于它的特殊利益的年金;他不管这笔款项中哪部分充作租,

那部分充作税。因此,地基价值的无偿税有从地主或承租人所收的租金中减去的趋势。从而这租税,如能加以逆料,将从建筑商(或任何别的

人)对建筑权所愿支付的地租中扣除。有偿的地方税在长期内是由住户支付的,但对他不是真正的负担。“在长期内”这个条件很重要。例如

,城市改良,在未来几年中将阻塞交通,而不能收到实效,由于这种改良的偿债基金和利息而征收的税,将对住户是无偿的,如果他纳税的话

。就公道而论,这种税应该从他的租中扣除;因为当改良完毕,特别是当债务付清,从而该税取消的时候,地产所有者将获得因改良而向最初

住户所征收的无偿税的利益。

  第四节 但是,对建筑价值征收的无偿税(全国一致)主要由住户负担。特别重的地方无偿税,即使根据建筑价值征收,亦大部分为所有

者(或承租人)所支付。

  对建筑价值所征收的税却处于不同的地位。如果该税遍及全国,则它们不能改变有利地基的差异优势;从而,不能或至少不能直接使建筑

商或其他别的人对好地基不愿支付高额地租;如果税很重,以致大大缩小建筑用地的面积,则它们将的确减低一切建筑用地的价值,而特殊的

地基价值随着其他地基价值的下降而下降。但是,它们在这方面的影响是很小的,因此认为建筑价值的等一税不由地主负担的这种看法不会有

很大的错误。倘建筑商预料到这种税,他可以根据它们来调整自己的计划。他力求建造这样一种用费的房子,它能按给他提供正常利润的租金

租给住户;而让租户纳税。他当然可能算错。但在长期内建筑商作为一个阶级,和所有其他的商人一样,差不多是不会算错的。在长期内,建

筑价值税落在住户身上,或最后由他的顾主负担,如果他把那所房子充作营业之用,而他的竞争对手也纳相同的税的话。

  但就对建筑价值征收特别高的无偿地方税而言,情况却截然不同:这里出现了不动产国税和地方税的主要区别。这种税的有偿支出对生活

福利的增进大于它的成本等价,当然不能驱逐住户。其中征自建筑价值的部分由他支付,但对他不是一种真正的负担,如我们在地基价值的有

偿税的场合所见的那样。

  但是,建筑价值税超过其他地区的那个无偿部分,主要不是由住户负担。任何额外负担会使他们移出它的范围之外,所迁移的人数足以减

少对该地房屋和其他建筑物的需求,直到这种额外建筑价值税由承租人或地主负担而后止。因此,建筑商如能逆料将来,势必从他们所愿支付

的地租中扣除这种额外建筑价值税和各种地基价值税。

  但其中这种扣除很大的那些场合,是不很多的,也是不重要的。因为无偿税的长期不等虽然很大,却比普通所想像的要小些,其中许多是

由于不易逆料的事件造成的,如某些地方官的失职。的确有一个显著的也许是永久的原因,预示其兆,即富户有从热闹区迁往空旷而时髦的郊

区的趋势,从而,使劳动阶级在对穷人的国税中担负了一个不适当的份额。但是,不等这种弊窦十分显著,人们就会通过立法扩大税区或用其

他方法把穷人区和富人区置于同一预算之下。

  更重要的是不应当忘记,建筑价值的额外无偿税,在征收该税的地区中虽有降低地基租和租期更新时的地租的趋势,但对全体土地所有者

的负担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严重,因为建筑业的大部分经营受到这种税的节制以后,不是被破坏了,而是被导向别的地区,并加剧那里对新建

筑权的竞争。

  第五节 原有税捐如向住户征收,其负担之分配很少受其影响,但无偿税的急剧增加在目前征课制度下对住户特别是店主是一种严重的负

担。

  向住户而不向土地所有者征收旧税,对它的征收范围的影响极小,虽然地基价值税和建筑价值税的比例对它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在最

初几年中,无偿税增额的征收范围却很受征收方式的影响。住户所负担的加额,比部分税征自土地所有者或从他的租中扣除一部分税的条件下

要多些。这只适用于正在发展的那些周围地区。在人口减退,建筑停顿的地方,无偿税有由土地所有者负担的趋势。但在这些地方,经济阻力

一般是很大的。

  似乎很可能,无偿税对建筑投机商和其他中间人的企业的总负担不是很大的;他们自以为苦的许多税,实际上使他们发了横财。但是,税

的变化使建筑业所冒的那些巨大风险略有增加,从而,不可避免地社会对这些风险所付的代价超过它们的实际等价。所有这一切都指明那些由

于急剧增税而来的严重弊端,特别是那些房屋的增税,它们应担的税值相对于住户的纯收入而言是较高的。

  商人,尤譬如果他是一个店主,总之,如果他所经营的商品不易从远方得到,往往能把他所负担的税部分地转嫁给他的顾主。但是,店主

的税和他的收入相比是很大的;其中有些开支,从富有的居民来看是有偿的,但在他看来却是无偿的。他的工作属于那样一种类型,其中经济

进步提高供给多,而提高需求少。不久以前,他的报酬是牺牲社会而人为地提高的。但现在它正在降到较低的,也许是更加合理的水平,而他

不轻易承认现实。他恋恋不忘那种因急剧增税而使他遭受的真正不平;并把那些实际上由于较深刻的原因造成的对他的某些压力归咎于这种不

平。他的不平感因他总不能和他的地主以相当公平的条件议价这一事实而变得更加敏锐。因为除开固定设备的成本和一般的乔迁费用不谈,即

使他迁到就近同样适宜的处所,他也会损失大部分顾客。但决不能忘记,店主有时的确会迁移,他警惕着,并充分考虑到税;从而,几年以后

,他把无偿税的负担转嫁给土地所有者和顾主,甚至比任何阶级中的人还要更加彻底(旅馆主,公寓主在这里和店主相同)。

  第六节 根据其资本价值向空建筑地基征税和建筑价值税部分地转移给地基价值,一般说来是有益的,如果它们逐步进行并伴之以关于建

筑物高度与其前后应留空地的严格规定。 靠近一个新兴城市仍然当作农田使用的土地,所提供的纯租也许极少,但可能是一个有价值的地产

。因为它的未来地租已经包括在它的资本价值当中。此外,该地的占有除开收取货币地租外还多半能提供一种满足上的收入。在这种场合,即

使按它的全部租值课税,也很容易课得少了;因此,就产生了是否应该按它的资本价值的百分之几而不按地租的百分之几课税这样一个问题。

  这种方针会加速建筑的进行,从而,有使建筑物市场阻塞的趋势。

  因此,房租趋于下降,而建筑商也许不能租用高地租的建筑地基。这种变动因此也许会把现在归于那种土地所有者的一部分“公有价值”

转移给一般的人,而这种土地是已经盖了房的,或多半要盖房的。除非城市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作出城市应当发展的规划,那就会造成建筑多

而质量差的局面;这是一种错误,后代的人也许为它付出损失美观甚或健康的巨大代价。

  这种计划所根据的原则是有广泛运用的余地的。我们可以谈一谈近来曾引人注意的一个极端性建议,大意是在将来应该主要甚或全部对地

基价值课税,而很少或不问建筑物的价值。它的直接结果是牺牲其他地产而提高某些地产的价值。特别是它使重税区中高大豪华的建筑物的价

值提高得甚至比低税区还要厉害。因为它可以减轻较大的负担。但是它使重税区中大地基上低矮而陈旧不堪的那些建筑物的价值有所降低。不

久之后,一块地基上的建筑量,在建筑章程的范围内,一般地会和它在位置上的有利条件成比例,而不像现在那样,部分地和位置上的有利条

件成比例,部分地和税成反比例。这就会增大集中程度并有提高有利地区中总地基价值的趋势。但是它会使这种税的总支出也有所增加,因为

这种支出由地基价值负担,所以纯地基价值可能很低。总起来看,人口集中是否增加是很难判断的。因为大量的建筑也许在郊区进行,那里空

地不再逃脱重税。许多都取决于建筑章程:集中程度可能因高大建筑物的前后都应有很大空地这一严格章程而大大减少。

  第七节 再论农业税。

  我们已经谈过英国农业中佃户和地主的一般共事关系。农村中的竞争不如城市中的起作用。但另一方面,地主对农场基本建设的投资是有

伸缩性的,往往由于环境的压迫而有所改变。这种调节模糊了农业税的归宿,如旋风掠过房的时候,往往使雪花飞扬,它压抑而不是消灭地心

引力的趋势一样。因此,就产生了如下的一般说法,即如果对农场的竞争激烈,则农场主将支付他和地主所应负担的农业税部分,如果地主有

理由害怕农场脱不了手,则他将付全部农业税。

  但是农村居民所负担的无偿税也许比普通所想像的要少些。他们因公安的改善和通行税的废除而获得了利益,并且越来越享有附近城市的

税所换来的种种利益,而这些税他们并没有出一臂之力,且一般比他们自己的税要高得多。倘税在眼前是有偿的,虽然住户纳税,则该税对他

也不是一种纯负担。但农业税占农场主纯收入的一个很大比例部分;在无偿的农业税急剧增加的那些稀有场合,他的负担往往过重。如已经指

出的,在一个地区范围内的无偿税比在全国范围内的一般无偿税对当地地主和农场主的压迫似更加严重。

  第八节 一些实际建议。土地供给的永久局限性以及集体行动对其现在价值的巨大贡献,为了征税目的,有必要把它列入单独项目。

  本书主要从事于科学研究,但对那些有经济研究旨趣的实际问题也不无涉猎。在这里关于租税政策的某些讨论似乎是相宜的,因为所有的

经济学家都认为,早开发国家中的土地在许多方面和其他财富形式相同,而在另一些方面却有所区别;在最近的某些争论性文献中,有把不同

点降至次要地位,而把相同点提到首要地位的趋势。如果只有那些相同点对迫切的实际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那末,适当地偏重这一方面也许

是明智的。但事实恰恰相反,因此似乎有必要来考虑财务行政方面的某些重大问题,其中那些其他财富形式大多没有而土地所有的特点起着重

要作用。但是首先必须谈一谈公平原则。

  如因某特定用途而征收一种特别税,同时在这种场合政府当局又不干涉现存的所有制(例如,像建立土地排水系统时),则对地产收益户

可以适当地按“股份原则”征税,根据这一原则,受益多者多出,受益少者少出。每一种这样的税,公平与否,必须分别加以判断。相反的,

一切无偿税,公平与否,必须从总体上加以判断。差不多每一种无偿税,就其本身而言,都对某阶级或其他阶级加以不当之压迫但是这并不重

要,倘各种税的不均为其他税的不均所抵销,且各部分的差异同时发生。如果这个困难条件得到满足,则租税制度可以说是公平的,虽然只就

其中任何一部分来看却有欠公平。

  其次,一致认为租税制度应当根据人民的收入或最好是根据他们的支出划分适当的等级而加以调节。因为一个人所储蓄的那部分收入在用

完以前,又有助于国库的充实。因此,当我们考虑到我们的现行租税制度(一般的和地方的)加于房屋的负担很重这一事实的时候,决不应该

忘记,房屋大支出也大。一般支出税,特别是等级支出税,对征税人有很大的技术上的困难。此外,它们使消费者直接或间接所出的费用比给

国库带来的收入要大得多。而房屋税则简便易行,征收费用低廉,不易脱漏,且易于划分等级。

  第三,不过这个论点,不适用于住宅以外的其他建筑物。由于这种原因,对店铺、货栈和工厂等比对房屋课以较低的税,也许是公平的,

无论如何,就新税而论,应该如此。旧税业已从营业所占用人那里转嫁出去,一部分转嫁给他们的房东,一部分转嫁给他们的顾客。转嫁是在

不断地进行着。因此,如果对城区商人阶级从新税的每一便士中一次征收一法寻,其余三法寻的一部或全部以后逐年再按很小的百分比加以征

收,则他们不会感受很大的痛苦。如果市政府的经费增加得很快,则这种方法也许是必要的。

  上述种种考虑使我们不得不重申这样一种看法,即不论在早开发的国家或新兴的国家里,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在进行土地立法比在进行其

他财富形式的立法时,对后代将感到有更大的责任;从经济和伦理的观点来看,土地总必须处处被划作一个独立自在之物。如果国家最初就把

真正地租保留在自己手中,则工业的元气和积累未必受到损害,虽然在少数场合下向新开发国家移民略有耽搁。而对来自人为产业的那些收入

却决不能这样说。但在讨论土地公有价值是否公平时,有关的公共利害关系是如此之大,以致使我们特别有必要牢记的是,国家忽然把其私有

权曾为它所认可的那些地产的收入攫为己有,就会破坏安全和动摇社会的基础。轻率而极端的措施是不公平的。部分地由于这种原因(而不是

完全由于这种原因),这些措施是不明智的,甚至是愚蠢的。

  警惕是必要的。但地基价值很高的原因是由于人口的集中,而这种集中有使新鲜空气、阳光和活动场所发生严重不足的危险,以致毁坏青

年一代的体力和幸福。从而,巨大的私人利益不仅是由那些社会性质(而不是个人性质的)的原因造成的,而且是以牺牲一种主要的公共财富

形式为其代价的。取得新鲜空气、阳光和活动场所是需要巨额经费的。而这些经费由以开支的最适当的来源似乎是土地私有的那些极端权利,

而这些权利从代表国家的国王是唯一土地所有者的时候起就几乎不知不觉地形成了。私人只是土地持有者,有义务为公众的福利服务。他们没

有用拥挤不堪的建筑来损害那种福利的合法权利。

  第九节 续前。

  因此,似乎可以提出以下的几点实际建议:关于旧税,骤然改变纳税人似乎是要不得的。但是新税,在可能便利的条件下,应该向它的最

后负担者加以征收;除非像表甲下的所得税那样,向租户征这种税时,说明它将从他的租金中加以扣除。

  这样做的理由是,对土地的公有价值或地基价值所课的旧税几乎全部都已经为所有者(包括承租人在内,就这些税而言,它们虽然是旧税

,但他们在订租约时却没有事先料到)所负担;其余部分差不多完全由租户或他们的顾客所负担。这种结果不会因让租户从他的租金中扣除一

部甚或全部他所负担的税而受到很大的干扰,虽然这样一种法律有把所有者的一部分产业转让给承租人的危险,他们订立租约时就料到要缴纳

那些旧税。另一方面,分担新税(亦即增加的税)的规定有很大的优点:不论农场、铺面或住宅的租户从他的租金中扣除二分之一的新税;他

的直接地主(或房东)再从他对他上级地主(或房东)的支付中按比例加以扣除;余此类推。此外,各种营业所的新的地方税,如上面所说,

最初不能征收全额,以后逐年增加。通过这些规定,农场主、店东和其他商人就不会有那种偶然不公的待遇,和对这种不公的经常顾虑,而这

种不公现在是和突然地不适当地增加特殊阶级的公共负担相联系的。

  关于地基价值,不妨这样规定:一切土地(不论在技术上是否属于城市土地),在不计算建筑物而每亩可按不太高的价格,(比方说)二

百镑出售时,就应被视作具有特殊的地基价值。对它的资本价值课以一般的地基税,此外,并课以“新鲜空气税”,以便由当地政府集中使用

于上述口的上。这种“新鲜空气税”对所有者不会是一种很重的负担,因为其中大部分会以所余建筑地基的价值增加的形式还给他们。

  事实上,像首都公园协会这些私人团体的支出,和大部分为市政建设而征收的建筑价值税,其实是对那些已经幸运的所有者的一种无代价

的财富。

  城乡地区都一样,除原来的土地税外,取得其余的必要基金的最好办法也许是不动产税,再辅以地方当局所征收的一些地方捐。住宅税可

以禁用,除非要用它来征集像养老金那种新的巨额经费,主要的税率可以像现在的住宅税所划分的等级;不过对一般的住宅要低些,而对很大

的住宅要高些。因为在一个人对租税的征收和使用有权投票表决的情形下,他完全不负担租税是不妥当的。但是以等于他的税款的这些利益(

如增进身心健康与精力,和不趋向于政治腐败)来报酬他或他的子女倒是妥当的,合理的。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QQ|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企业社会责任论坛 ( 粤ICP备07511431  

GMT+8, 2024-4-30 12:41 , Processed in 0.217124 second(s), 21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